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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和江南的关系，大林太良氏通过日本神话和江南的传说以及有关吴越的文献进行比较，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问世。他在《日本神话和中国的民话——以伊奘诺尊·伊奘冉尊神话为主》中认为，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中国的江苏和浙江两地有很大的关系，对其重要性已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又提到已关心多年的问题，即日本神话的南方系要素有很多可能是从江南地区传来的。[29] 但是，因为江浙地区的古老神话或者说吴越的神话很少，所以在神话中要证明日本和江南关系非常困难，这样，在后世传承的两地的传说和故事作为比较的素材就显得很重要。大林太良氏在此文中，以江苏省云台山的三官传说以及西游记中的相关材料，和日本的伊奘诺尊·伊奘冉尊神话进行六个主题的对比，来证明两者之间的类似性。在《〈白娘子〉和〈鲶鱼精〉——江南的传说和日本的海幸山幸神话》中，大林太良氏又指出，因为中国古代神话的片段性已产生变形，所以在日本古代神话的比较研究中汉民族现代的传说和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资料。[30] 此文中，他采用从戏曲到传说、故事的一系列白娘子的素材以及鲶鱼精的传说，和日本的海幸山幸神话分别进行主题的比较，论述相互间的关联和传承关系。
在《吴越的神话——和日本神话的关联》一文中，大林太良氏采用了唐代以前特别是六朝以前的古典文献，从中找出并归纳为吴越的创世神话、王权神话、黄泉访问谭故事等类型和日本的钓岛神话、躲在洞里的国王神话、浦岛型神话等进行比较，说明两者的类似性；同时分析这些故事的分布不仅在吴越地区也分布于山东一带，指出浙江和山东可以作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域来考虑。[31] 在此文的开头，他再次提到关于资料的问题，认为汉族地区古代神话稀少而吴越更甚之，现代的传说故事固然可以用但有再构成之嫌。
这里也顺便再提一下关于江南的民间文学资料的问题。就像大林太良氏提到的那样，在古典文献稀少的情况下，现代的传说故事是研究江南地区民间文化的重要线索。除了古典文献稀少以外，江南地区素材少的另一个原因笔者认为是地方志重行政轻民间的倾向，造成收集的民间文化资料少之又少。日本一个地区的地方志中的民俗篇，就比国内一个市的整套地方志的量要多得多，很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方性文化，与之相比，也就使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有价值的民俗文化资料太少。以白话小说来研究江南文化的铃木阳一氏在研究浙江的七夕风俗时，就痛切地感到中国的地方志在关于民俗和信仰的研究上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而现在的民俗学、人类学的调查报告以及收集的口头传承却是非常的有价值。在另一篇关于浙东的神和地方文化的论文中，铃木阳一氏利用了很多形式的民间文学论述了钱江潮的镇水之神，通过探讨伍子胥等地方神的神性，揭示地方文化和地方神之间的多样化的关系。[32-33]
以上介绍过伊藤清司氏对江南海洋先民和日本神话关系的论述，在这里再介绍一篇大林太良氏的与之有关的文章《中国内陆的水上渔民——浦岛和海幸山幸》，是关于江南内陆水上渔民和日本神话的关系的。[34] 从长江中游到下游，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周围众多的水乡相连，再加上从长江往北的大运河周围也有昭阳湖等湖沼水泊，在这些水乡环境中生活着大量的渔民，有些直到现在还以水上生活为主。林太良氏在文中指出三点来说明江南内陆渔民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对内陆渔民的研究，是日本有关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的生活方式。构成中国文化的生活方式中，以华北的旱地耕作、华中华南的水稻耕作以及滨海地区的渔捞、海运为基础以外，也包括内陆水系的渔捞和交通，而对内陆渔民的研究，先不说调查上的困难，至今连文献记录也非常少见。
第二，除了对内陆渔民的生活方式的研究以外，他们和其他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交流也很值得关注。内陆水上渔民的生活不可能是孤立的，他们和长江流域的以水稻耕作为主的人们以及再远一点和滨海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可研究的问题。
第三，中国内陆水上渔民的文化，并不只是在民族志研究的意义上，可以设想和保持海洋渔捞文化的日本内陆水上渔民（近江的海人）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说明在生活形态、生产形态上的类似例子，进一步的也许能揭示系统性的关系。
对于第三点，林太良氏用了洞庭湖和鄱阳湖的两则传说来说明他的根据：一是“洞庭湖的龙女”的传说，他认为和日本的浦岛太郎的传说非常相似；一是鄱阳湖的“鞋子岩”传说，和日本记纪中的海幸山幸神话有密切的关系。林太良氏认为，这样的考察说明了像洞庭湖和鄱阳湖那样的内陆水上渔民的文化是和日本古代的海人的文化有联系的。
关于日本文化和江南的关系，以上一些学者通过神话、传说、故事等研究，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他可以提到的有关研究还有：森浩一的《古代日本和江南》、杉本宪司的《长江文明和古代日本》、伊藤清司的《日本及中国的稻作文化与祭祀》，等等。[35-37] 最近，野村伸一在《来自江南的民俗世界——急需进行的对照研究》中提出，在东亚的民俗文化中“南”的概念，指出对于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中的“江南”的比较研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38] 这个“南”，对于朝鲜是南道，对于日本是南岛，而对于中国就是江南。可以说这是一个东亚的“大江南”的概念，在如此意义的三个国家的江南地区中其民俗文化具有共同的一面，而现在在时代的浪潮中都将面临消失。樱井龙彦在《中国和日本的民俗活动的比较研究——以端午节为例》一文中指出，因为大陆文化的传播有直接进入日本也有经朝鲜间接进入日本的，为了探索日本文化的渊源，除了和中国比较以外很有必要加上朝鲜进行三国间的比较研究，[39] 野村伸一的论文可以说更进一步的提出了在三国间进行江南这个区域民俗文化比较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日本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日本的中国神话研究和资料、日本文化和江南等三个问题，粗略地介绍了日本的民间文学和有关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日本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既有渊源又有分离的关系，说明了日本民俗学有别于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特点。通过日本民俗学研究收集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在日本民俗学反省过去面对未来的同时，也有助于口承文学在日本文学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在日本的中国神话研究中，由于中国方面神话资料的整理成型特别是汉族神话素材的出版，已使日本学者改变了旧有观念，随着个别研究的不断深入，神话系统的构筑也会有所进展。为了探究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日中神话比较、民俗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对江南地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古代的日本文化和江南的密切关系，但因为可靠的比较素材很缺乏，深入的研究可能还比较困难。对于日本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和日中比较研究来说，除了研究资料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田野调查的问题。加藤千代氏在《口承文艺研究的日中交流》一文中设想今后的课题时，提到民间文学、民俗学如要开展彻底的研究，无论如何都要进行田野调查，并指出与传承人平等相处建立信赖关系的重要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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