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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兴书》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东海王妃因为王的灵柩被火烧焚而悲痛不已。为求得心灵的安宁，于是请人为东海王招魂，并把招来的魂埋在丹徒县。中宗皇帝知道了这件事，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魂应升天，魄应入地，把招来的魂埋在丹徒（入地），违反了丧葬礼俗，特下一道诏说：“夫冢（墓葬）以藏形（形魄），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这个故事说得很明白，在丧俗观念中，墓葬是埋形魄（人的肉身）的地方，而不是埋魂（人的精魂）的地方。魂是阳物，是归天的，把东海王的灵魂招回后埋在地下，不合礼俗，因而明令禁止。看来，古人在这些观念上是有其原则的，一点也不含糊。那么，古人是怎样具体表现这种魂与魄的分离呢？在众多战国帛画、汉画像中，人死灵魂升天导引者多是龙、凤、虎、鹿一类灵物。中国人以天国为最高理想境界，灵魂升天方为得其所。最初，天地之间有天梯连接，人可以攀缘而上，然而，自重黎“绝地天通”之后，人不能直接与天交通。作为阳性物质，魂的性质尽管为“清”——轻轻扬扬，可以飞升，却必须有龙、凤一类灵物导引，神明保佑，才能完成升入天国的历程。马王堆汉墓帛画为我们表现了一个九阳高照、莺歌燕舞、天门巍巍、王母俨然的理想化世界。这就是世俗追求的最高境界。天国的门上赫然镶嵌着一个玉璧，玉璧象征着一条通道，骑龙升天者，必由玉璧中穿越而过才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天国。因此，我们常见的二龙穿璧、龙虎啸璧的图案，事实上都暗含着升仙的意义。由此可以理解汉画像中如此众多的升仙内容，以及厚葬风俗所追求的目的。
由此可见，汉代厚葬风俗不仅与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同时更重要的是民俗观念民间信仰的产物。这些民间信仰都鲜明地带有当时社会的民间功利目的。其功利目的主要表现在服务于天国理想追螅阴间的奢华生活以及以宣扬孝道为代表的伦理教化、道德教化之中。这种风俗通过琳琅满目的汉画表现出来，既具有浪漫逍遥的文化价值追求，又具有“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学传统影响，在“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烂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振摇”（班固《两都赋》）的光辉灿烂中，传导着典型浓郁的中华民俗文化信息。
二、 伏羲、女娲崇拜的文化、哲学基础
伏羲、女娲形象是汉画中保留最多的形象之一，他们是中国古代民俗中祖先崇拜观念的物证。作为中国文化塑造的人文初祖和保护神，伏羲、女娲神话至今仍活在中原人民的生活中。每年阴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在长达月余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中，香火荧荧，信徒济济，热烈非凡。伴随着人头攒动的朝香祭祖礼仪，典雅庄重的祭祖颂赞文告，求子祈福的摸子孙窑、拴娃娃仪式，身着玄衣忘情风魔的“担经挑”宗教舞蹈，使人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自然联想到伏羲、女娲神话当年怎样在民间发挥着“神圣的叙述”的精神文化作用。
从汉至今，伏羲、女娲神话具有如此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民族文化特点来看，独特经历的华夏农业文明催生了华夏民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传统。通过周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成熟而稳定的宗法制度。这种类似金字塔形的血缘关系网，建构起中国式的家国关系和国家运作形式，产生了东方式的传统国家观——国家是宗法制度的投影，其实质是父家长血缘嫡传，利用家族中的大宗小宗的不同区别远近亲疏，建立起血缘伦理线索分明的等级制封建社会。基于这种以血缘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自然使祖先崇拜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伏羲、女娲神话正是牢固地植根于这一坚实的文化土壤而百代不衰、永葆青春。伏羲、女娲的名字与华夏民族繁衍、昌盛的历史信仰紧紧相连，具有其他神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二者在古今中国人心中地位稳固的文化基因。
其次，华夏民族的生殖崇拜是伏羲、女娲神话长期流传的又一原因。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即进行着“两种生产”。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远古时代，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原始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人的再生产的严毓厍校以及对于血缘伦理的依赖，原始人类产生了生殖崇拜。所以说，生殖崇拜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既通俗又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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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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