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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影像可以提供如此信息：民俗发生的地域特征，民俗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物表情、肖像，民俗事件的过程结局等，凝固下的这些瞬间使我们的视角停留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年年有民俗事像与生活，场场参与者和活动过程都有差别，照片影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让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享受同样的内容，在“读图时代”或“视觉年代”，民俗生活的影像表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民族文化开发传播的需要。
彝族毕摩的插图经书与凝固瞬间的影像价值
生活在大西南的彝族人有着悠久丰富的视觉文化，古老的彝族象形文字与毕摩的经典插图就是其中之一。彝族的象形文字已有9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各种象形文字的始祖，由彝族象形文字可以来破译许多古代的难解符号。作为彝族知识阶层的毕摩，创造了丰富文化艺术中绘画、泥雕、草编、剪纸等视觉文化，其最为独特和精彩的要属古彝文经书的插图、英雄支格阿龙的图像，众多妖魔鬼怪的绘图，以及人世间的各种害人精灵画像都成视觉符合插在各种经书里。彝族的这种插图符号、图画文字与现代“读图时代”人们的欣赏方法是一样快节奏容易记忆的功能，两者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彝族毕摩的传统职业是主持民间信仰活动，充当阴阳间的使者，他们熟悉人间的天文地理，精通历算，也知道阴间的人事变故，妖魔鬼怪的纠缠与需求。在举行人生隆重的祭祀等礼仪时，主持仪式的毕摩所必备的法器有：经书、神扇、神铃等，经书中就有神秘的英雄支格阿龙的插图画。为了在法场中显示自己的神力或震慑妖魔鬼怪，经书里的插图是相貌怪样威力无穷、神人合一的英雄支格阿龙。毕摩经书里这些古老的绘图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一是让在场的世人和阴间的妖魔鬼怪们记住这个使者相貌，二是毕摩们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驱邪魅力。更重要的价值是于我们通过这些插图风格和特点的研究，可以推测彝族经书产生的年代和古代彝族人的世界观和审美情趣等。
摄影可以“凝固瞬间的画面”，留住时间，还能精确表现被拍摄者的细节、人物表情姿势、人物之间的关系、地域特征等。摄影技术出现后就用到记录民间文化事象和生活形态的工作中，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摄影与民俗学都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与民俗学一开始就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姐妹，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大众的风俗习惯、人生礼仪、民间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摄影技术在产生后也有“摄影艺术”还是“摄影记录”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摄影应该是用来创造艺术作品的，还是用来记录现实的生活事物等。而“摄影记录”中就有文献记录或用影像来抢救记录“异族”将要消失的民俗文化的做法。1980年以前的我国也把“纪实摄影”翻译成“文献摄影”。可见用摄影技术来记录照片的做法由来已久。
在世界摄影史上摄影家和人类学家都曾经用摄影的手段来记录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著名的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在巴厘人的小村庄里搞了4年的研究，共拍摄25000张照片。美国摄影家柯蒂斯(Curtis,1868-1952)，从1900年到1930年，用30年的时间走遍80多个印第安部落，拍摄了４万多张已近消失、正在消失和行将消失的北美洲印第安部落人外貌服饰和生活习惯的照片。柯蒂斯的摄影成就得到大家的认可，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柯蒂斯工作起来像一个制图员，他把每张脸当作历史的地图来阅读。”后来相继出版了20卷图文并茂的《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轰动一时，纽约的一家大报把它称作“自詹姆斯国王版《圣经》以来，书籍印刷中最艰巨的任务。柯蒂斯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完成了美国摄影史上至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一项摄影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摄影家如方大增、孙明经、庄学本都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学色彩方面的摄影。其中，庄学本从1934年开始进入青海的果洛地区拍摄，用十年的时间对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9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拍摄，他拍的照片肖像惟妙惟肖、表情自然，出版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羌戎考察记》、《十年西行记》等十多种著作，是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200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尘封的历史——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问》，确立了他在中国民族摄影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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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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