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Documentry)在英语中的原始含义是“文献、档案”的意思，历史理性是它的本质。关于纪录片，所谓“美学特征”的提法常常把人们引导向唯美追求，真实是纪录片题材选择的唯一原则。在唯美与唯真的二难选择面前，唯美常常是使人误入歧途的诱惑，人们喜欢美的，不一定喜欢真的，纪录片的历史理性就是拒绝媚俗、拒绝陷入美丽的泥沼。

早年的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喜欢拍充满美感的雨、充满诗意的桥，他能把雨点的细腻的降落、桥面阴影移动的节奏拍得让人心动，但他却没有继续朝这种唯美的路子走下去。在比利时的一个名叫博里纳奇的煤矿，在地表以下三百多米的矿井里，伊文思被矿工们的苦难所震撼，他的纪录片风格走向直面惨淡人生的转变。他说：“拍这部影片之前，我从事美学研究，后来我领悟到这是一条死胡同。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生活。”伊文思相信电影工作者的职责便是要去“直接(参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在这部名叫《博里纳奇》的纪录片中，矿工的苦难、被驱逐、示威游行以及和警察的冲突等场面，正是伊文思“面对生活”的选择。伊文思从此以后的纪录影片，除了一部反映美国的电力为美国农民带来富裕的影片《力量与土地》被认为“题材十足中产阶级”之外，他选择的题材不是西班牙内战，就是许多处于政治动乱和发生革命的国家：中国、俄国、印尼、古巴以及越南。伊文思的纪录片不仅回归了Documentry的“文献、档案”本义，而且探索出纪录片拍什么的选择原则——直接参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

在文人趣味、唯美和猎奇的象牙塔中，人们对现实生存最根本、最本质的追问常常充耳不闻。人们对虚构的沉迷远远大于对现实的信赖。二十年代俄国纪录片“电影真理极”的代表人物维尔托夫把向戏剧技巧派生的传统故事片看成是宗教的同类——对人民的麻醉剂，维尔托夫的观点无疑过于偏激。实际上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现实要比虚构神奇得多。人们缺少的往往是发现与耐心。

在中国当代纪录片的拍摄中，“故事”倾向很可能使影片沉溺于可看性、戏剧性，从而放弃对历史理性和根本问题的关注。所幸的是，一部分纪录片精锐正致力于一种故事背后的历史理性，他们拍摄题材往往集中在一种选择原则下：即“变化社会中的人生和人心”。所以中国的纪录片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强烈地寻找着反差和变化：农村姑娘到城里当保姆后的变化(《远在北京的家》)，进过城的小金回乡后不安于一辈子捞沙的变化(《茅岩河船夫》)，古老的狩猎仪式在逐渐消失的变化(《最后的山神》)，台湾老兵回大陆，以及生活在中国安徽几十年的韩国慰安妇回韩国探亲，这时已经成为历史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形成沧桑感(《重逢的日子》、《半个世纪的乡恋》)，在农村中正在走向瓦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远去的村庄》)，以及上海电视台正在拍摄中的《上海犹太人》，都体现了这种历史理性和现实的根本问题。

怎么拍

怎么拍纪录片实际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纪录片制作模式。对今天世界纪录片影响最大的模式是六十年代产生于法国的“真实电影”和美国的“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创造了以访问(采访)为主的模式，它运用的最适用于新闻的观念，而后者运用一种类似剧情片或戏剧的观念，在中国当代传媒中，这两种模式的对应者是《焦点访谈》和《生活空间》两类节目。

著名的加拿大电影理论学者彼尔·克尔斯，把当代纪录片的类型分为几种——

一种是以访问为主，把结构建立在一段又一段访问上的纪录片。像目前国内所谓访谈节目。

一种是真实电影模式，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真实”纪录。《生活空间》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纪录片都采取这种模式。

一种是Reflexivety——一种反映创作过程互动模式，这是一种综合了观察、访问、拍摄者与对象相互影响过程即所谓互动(Beflexiveyt的含义正在于此)的模式。这种互动的模式被尼克尔斯认为是最具平等精神，最符合人文意识，让观众可以自主诠释，让拍摄对象有参与空间而非仅仅是个被剥削的对象(题材意义上的)。这种互动模式的片子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在纪录片《望长城》中，尽管拍摄了大量摄制组怎么拍片的过程，但是由于拍摄对象是寻找长城的一个过程，难以构成人与人的那种互动，所以它不能称为互动模式的做法。在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中，我看到编导兼摄像的陈晓卿有两个互动场景：一个是拿着拍了张菊芳在北京带子到她家里放给她奶奶看，一个是陈晓卿接到拍摄对象谢素平的长途电话，应该说这两个片断给影片投入了很深的平等意识，但也只是片断而已。

实际上，从“上帝的声音”旁白模式到平等的互动模式，纪录片拍摄者的自我角色定位是不同的，或者说它是拍摄者从俯视观众和对象的角度逐渐走向平视的角度的进化。纪录片源于人文精神——平视、平民、平等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旁白”模式是专制的模式。而“访问”模式的弊端容易无形中把拍摄者“置于一种俯视、审视对象的位置上，而对这种不平等，多数人会失掉说心里话的兴趣，也失掉自如的常态”。真实电影模式的拍摄追求的是让拍摄对象忘记摄像机的存在，这里不仅含有对拍摄对象的剥削，而且缺少拍摄对象的参与，而摄像机时时刻刻都在场的因素被天真地忽略了。而互动模式既从手法上综合了访问、观察，又平等地把拍摄与被拍摄人的在场与交流考虑进去，应该说这是较为平等的方式。

我国当代纪录片的基本模式是真实电影模式，它的理念是一种“故事”理念，按照一种类似故事片和戏剧的情境，或跟踪一段某个(群)人的生活流程，最后以戏剧化的方式加以剪辑。而且中国纪录片在中国故事片在国际上连连获奖之后，故事化倾向得到了深化，同时摄像也正朝着精致、完美的方向挺进，人们担心纪录片的路是否越走越窄。

(《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版5.00元；
《纪录与真实》，Richard M.Baraam，［台］远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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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8年第12期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