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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人类学者要面对许多困惑，来自外部的和来自内心的。
“人类学是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时常遇到。记得在一次调查中，一位县政研室干部拿着我的一位同仁的名片琢磨良久，然后对镇里干部介绍说：“噢，他们是研究人类的。”一阵晒笑的潜台词无非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哪个不是研究人类的？对人类学的陌生和误解不仅来自我们进入的田野乡村，也同样来自城镇都市；不仅来自普通百姓、政府官员，甚至也来自学术圈内。而我们自身要想把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解释清楚又谈何容易？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什么用？记不清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让人类学家为决策服务，他们的调查研究会久久不能完成，因而久久不能做出任何选择；而若让社会学家出谋划策，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最错误的选择。可见有什么用并非只是人类学面临的问题。“学以致用”是我们一贯的传统，实用理性发达而知性思维萎顿本来就是我们民族性格的特点之一；回顾一下历史，古代学人通晓经史子集、诗书礼易，传统学术的皓首穷经、训诂考据、骈俪八股，虽然说不上对经世济民、对社会发展有什么用，但至少可以打通致仕之途，有“用”是不言而喻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时代也还没有离我们而远去。一门学科有什么用的问题是我们每每回避不了的。
人类学者还有面对被调查者时产生的种种困惑。人类学田野作业最为热衷的方法就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把人类学家称作“职业入侵者”。说白了就是，人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什么来了？你凭什么闯入、干扰别人的生活，把人家大大小小的事问个“底儿掉”？况且你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除了使你自己获益(如写出论文，获取学位等)，对被研究者又能有什么好处？在日益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等价交换的原则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而当我们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却常常感到未能回报的愧疚。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建立了友好以至亲密的关系，像熟人、朋友甚至亲戚那样相处，就不必总是惦记着交换回报。可是你把他们的生活甚至隐私变成白纸黑字公之于众，多少有点出卖的味道，你就不受道德良心上的责备吗？总而言之，无论仅仅是被调查者、资料提供者还是成为朋友哥们儿，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你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或者说他们是否同意把原本属于他们的对其生活进行表述和解释的权利交给你。这是人类学难以绕开的道德问题。
人类学是从微观的生活世界入手从事研究的，或者说是从地方性知识出发通过探讨文化小传统而研究文化的。我们常说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悟性是最重要的素质，也就是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能力。而一旦深入民间生活，你会发现老百姓对人生世事的体验感悟，他们得自于生活沧桑和世代积累传承的生存智慧根本就在你之上，那么紧接着你就会想到还要人类学家干什么？人类学者非但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鸟瞰众生、“指导变迁”，参与决策，连做一个民间智慧的学习者也未必够格。在这里，传统人类学惯有的以所谓进步的强势文明面对落后的弱势文明而建立的文化霸权和优越感真该跑到爪哇国去了。
人类学者在田野中希冀看到当地文化未经外部力量触动过的最原始面貌，最质朴的事实，而他的到来和他的工作却往往参与或导致了当地人们行为思考方式乃至文化的改变。一个很有名的人类学调查中的笑话就颇有教益：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虏伯(A.R.K roeeber)写过许多有关印地安人的报告。一次他到一个印地安人家中去访问，每当他向被访者提出问题时，那人总是要回到房间去一会儿再出来回答。克虏伯感到奇怪，问他是不是到房间去请教他的母亲，那印地安人回答说是去查阅一个叫克虏伯的人类学家写的报告，以免把自己的风俗说错了。人类学者对某种异文化的进入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变量的引入，多少总会对当地文化的“原生态”发生影响。可以说人类学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亦是再造当地文化的过程。
人类学者还要经常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来自其他学科的与来自本学科的。最经常和突出的一个质疑就是所谓代表性的问题：人类学者的调查研究由于时段较长可以很深入、细致、完整，但是一个研究据点的材料有多少代表性和典型性？一个社区或小群体的研究对于认识一个民族、区域或国家又有多大意义？此外还有客观性的问题：人类学者本人也属于一定的族群、文化，有他自己的文化立场和价值体系，那么他所截取的生活现象和做出的分析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主观臆断?抑或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产物？由此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性、中立性根据何在？它是一门科学还是更接近于一门艺术或技艺？此外，以客观、实证为标榜的民族志记述在反思人类学和后现代的批评面前是否会丧失其权威，文化研究所依据的“文本”是否只是人类学者的杜撰虚构而并非真正的“土著观点”？这些反思和挑战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人类学的著述方式，例如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提倡的用对话方式表达的，有着多种声音的民族志作品。
人类学者还得面对来自本学科其他学者的发问和检验。一个人类学者在一时一地所做的调查研究、分析判断是否经得起其他学者的验证，是否能通过重复而证实或证伪。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与德里克·弗里德曼(Dirlik Fridman)先后对萨摩亚人文化的研究和他们所得出的截然相反的观点。米德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以其文化决定论相对于生物机制决定论的胜利作为结论而成为广受赞誉的人类学经典；但弗里德曼在十四年后重访该地，花去十多年时间全面深入地调查核实米德曾经做过的研究，指出米德对萨摩亚社会与文化的误解及其调查研究立场和方法上的根本性错误。这一人类学的经典性案例告诫每一个严肃的人类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小心翼翼并时时审视反省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立场。
在中国做一个人类学者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由于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微弱与沉默的现状；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人类学的权威、主流及其理论方法在社会文化的剧变中和学术反思中一无幸免地遭到攻击，我们对此亦不能视而不见，尽管所谓传统的人类学工作在中国也还远未做好。
面对以上种种疑问与困惑，我们该何以处之？每当这类问题出现时，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回到起点，即从人类学的开端和自己从事这门学科的开端来思考。人类学是从对异文化的搜集、记述和探讨开始的，它起源于对与己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的好奇。这种探讨很快就和殖民统治者治理当地社会的需要发生关联(这也是人类学在我国屡受拒斥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其后的历史中也不时地为政治、争决策提供依据。可见人类学也曾经是很“有用”的一门显学。在时代发展与学术成长中它逐渐摆脱殖民色彩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并且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不断地将研究视野从原始民族扩展到包括本土社会在内的全部文化。不过直到现在，人类学对文化差异及文化比较的研究旨趣却还是初衷未改。从自身选择的角度来看，把人类学作为一种职业同样是出于对文化的好奇心，即对生存于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想法进行探究的愿望，而且这种探究实际上也是在了解和认识自己。就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说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表现了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要求之一。人将自身视作天地万物间最特殊的造物，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有着无穷无尽的探索宇宙万物奥秘的冲动，而其中最大的奥秘之一就是人自身；作为人而存在，他总想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自身的生存环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和所思所想。韦伯说人是会编织意义之网的动物，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可知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是他能够创造并且传承文化，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而对人类文化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则是对人的最本质特点的探寻和体现。
记得许多年前有一次和朋友讨论学术研究的科学倾向与人文倾向的问题，我们谈到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可以是学术的至高境界，因为实用性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再发达也不过是某种生物特性的模仿和延长，比如人的肢体或五官功能的扩展，最多是人脑的延伸；而以人所创造的并且常常不知不觉在其制约下行动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是人最本质特征的体现。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无论如何，我们大可先将“有什么用”的忧虑放在一边。概言之，人如果不是人，人类学则一无所用。想到这一层，我们就可以拿着微薄的薪水，时常漂泊于偏远闭塞被时尚忘却的角落，思考着一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问题，做着旁人看来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然而却恬淡和平静。
我们还能做的是放眼前瞻，注目当前的和未来的世界。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警告世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是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虽然有人将其说法视作危言耸听和对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敌视，但毕竟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以种族、文化、宗教信仰为内容的矛盾斗争正在世界各地上演着。与此同时，世界也正在日益走向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信息时代的技术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在地球似乎越来越小、天涯咫尺的概念似可互换的时代，人类的相通与趋同也似乎愈加显著。一次在“科学探索”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宇航员从航天飞机上观看地球，他满怀情感地说看到的是一个蓝色而美丽的人类共同的家园，而此时国家的界线、人种的区别已经统统不见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改换一下视野和角度，所看到的就会不一样。文化、种族之间的差异，国家间的隔阂，甚至人与动物的区别或许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天壤之别。人类学向以追寻探索人类文化的差异为主旨，其实它也完全可以通过对各个不同群体、文化的研究发现人类共通的特性，并且找出通往相互认识、理解、包容的共同家园之门。人类学如果能够在当今世界有“用”或有所作为，恐怕应该是提供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了解、沟通、宽容与和谐共存的道理与可能性。
人类学得自于田野工作的对自身局限和困境的反思也可以为科学与学术研究提供一种理性的、反省自身的借鉴。当今对科学或学术权威地位的怀疑和拒绝代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与各种传统断裂的时代，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人类学的无权威、无主流、多元化的特征亦是时代特色的表征。我们并不想淹没在后现代的潮水之中，但应该意识到全能的科学或理性并不存在，声称能够发现某种伟大“真理”的学问多半只是一种神话，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学问可能更有意味。我们也并不认为人类学者(以及任何学者)是超凡脱俗和比普通人更有智慧的一群，或人类学(以及任何学术)是高于生活之上的什么了不起的学问。我们只是保持着对未知事物的兴趣，不考虑功利性的如同孩子般的好奇，并且在这好奇心的满足中得到快乐。
我们并不想将一地所得或一己之见推广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呈现生活本身的纷繁复杂与丰富多样，展示平常生命的意义，使人们的视野更为开阔，看到更多的可能的选择，清醒而正确地认识自己，容纳更广泛和异样的“他人”。
人类学者在当代社会中应该如何工作与著述？这是我们面临的实在的问题，它的确让我们困惑和焦虑，但思考与回答它的过程同时也给我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愉悦。常常听说练气功的人必须要“接地气”，也就是要接触土地而不能老呆在钢筋水泥或塑料什么的结构里面。从最平凡和琐细的生活世界中发掘阐述文化的意义，人类学可以说是最为脚踏实地的学问，它深情地拥抱着泥土，而唯其如此才能建构美观而坚固的房屋。
文章来源：《读书》1997年第9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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