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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学理特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之前有自己的假设，人类学在做田野工作之前没有自己的假设和理论指导吗？
人类学发展至今天，诸如进化论、文化类型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象征主义、诠释学、文化反思等等，不一而足，都在对它产生影响，但是，除了早期进化论以外，后来的人类学家都认为拿自己的理论去套别人是一件愚蠢的事。在宏观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来源于实践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似乎都是一种以“实证主义”态度为出发点的研究。但前者是研究者赋予对象的研究，而后者则是由研究对象所创造并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进入一块陌生的田野之前的人类学家的理论背景和知识性积累，一则不是他所要研究的对象的本土知识；二则，他针对有关宏观意义上的理论与哲学问题的探讨也是在走出田野之后才会产生的一种学术效应。因此，人类学与其他有些学科的那种在宏观理论或模式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在基本出发点上有所不同，它要求人类学家在考察的过程中不带任何“滤色镜”来观察对象的“本色”。
人类学家自身也是某种文化的拥有者，因此，要达到不带“滤色镜”地观察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人类学家自身通过一定的时间在研究对象的社会中间积累修养。进入研究状态之前的“命题”，在反映研究者的专业兴趣这一点上，不同学科之间大同小异。但是，在这之后的过程中，人类学就逐渐独立于其他学科。假设、课题设计的论证在研究方法上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切人点。假设既不是研究过程，也不是研究结果。严格地来讲，假设得再科学，它也无非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它里面包含了研究者赋予某种特殊含义的欲望和憧憬，而且这种欲望和憧憬并不是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譬如用“小康社会”的指标去衡量微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您才能说它是否达到“小康”，并且还可以借题发挥说出一种地区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但是，这里的“差距”是建立在理论家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以及“分析框架”的实验室般的标准条件（研究者的恣意性）下才得以表象的，它的实证过程中的素材也起到了为现成的理论框架添砖加瓦的作用。这样造成了社会科学的“过密化”，把本应属于研究对象的那种原创性和想象力掩盖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则不主张将某个文化放人实验室般地加入某种条件观察其变化（尽管事实上早期的人类学有人这样做过），相反它更注重研究对象自身的本来面目和他们的自主性。进入田野的主体始终是被研究者，而不是研究者。这样，就要求人类学家在走出田野之前必须是不带“滤色镜”地记述他人。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行为规范趋于更加理性化，人类学只重视研究落后的、封闭的社会吗？如果真是如此，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理性”在经济学当中意味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理性选择”，甚至把人们的奉献、也解释为一种为追求利润的变相投入。这不仅对人们的文化理性缺乏说服力，而且人类被描述成一种拜金主义的“经济动物”。似乎人类的社会生活只是为了那么一张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嘴。人类学家看待人时，不是按照劳动力市场上的牌价衡量，而是观察那种类似于比不抽烟的人对抽烟的危害更有切身体会的同时却又不停地吸烟的习性。人类学主张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去观察，强调人的整体性、全面性。这里所说的完整的和全面的人，是指他（她）既有经济理性的一面，但同时不排除他（她）所拥有的文化理性。比如在我们现实中，一个人有可能在生产上是个能手，但同时他又可能是生活上的失败者。M.道格拉丝在她的《物质的世界》中说：促使我过激地批评经济学（经济理性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学中一部分人的那种在学科对话上的霸权主义学风。
最后一个问题：人类学田野只注重微小的社会现象，而对宏观社会以及人类学研究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人类学是否可以不停留在支离破碎的小结上，多注重一些宏观层面的研究？
因为人类学是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常常使用的术语之一是“习俗”。这和以国家行政体系下的村落为分析单位的政治经济学有所不同。因为人类学要挖掘那种之所以成为“习俗”的同一性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时人类学采用的手法往往不是“扩散性的数据”，而是“收敛性的素材”。这里所说的“收敛性”是指一种讲究深度而言的手法。这是因为：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所看到的事实都是人为的事实，被研究的对象的一言一行都将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产生实际意义。如何理解这一人为的事实的宏观意义呢？我们仅举一例来作旁证。经济人类学家古德曼在研究亚马逊流域的印地安人的家庭经济时发现：印地安人家庭经济中的资本增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他们“节约”（也有人称其为“吝啬”）的生活情操去实现的。他从分析当地人将破碗用作遮雨的烟筒盖的事例开始，发现在当地印地安人的生活习俗中，“废物再利用”从客观上造成了物质在使用价值上的转变，这种转变造成在观念层面上的“概念转换”，和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增值”。家庭经济中的这种“经济增值”又通过当地商人的“欺瞒”转换为“商品利润”。同样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物质交换，但是商人的商业利润并不像农家那样，要卖掉自己的什么物质来获取。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人类学家用此方法来讨论跨国公司是如何通过第三世界的文化传统来获得他们商业利润的。这类问题事实上又往往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忽视。上述田野研究的例子从方法上似乎小得微乎其微，但从这个微观向宏观意义上的飞跃是任何一个统计学方法也无法比拟的。
文章来源：《读书》1997年第8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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