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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南宋达到高潮，出现了儒学的新形态——理学。理学家更强调对世俗社会的规范，强调礼制的秩序从一家一户、一言一行做起。理学大家朱熹评价《书仪》说：“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虽然评价《书仪》是七分好，但朱熹还是较多地继承了《书仪》的内容，“故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他在《书仪》的基础上撰著了《家礼》，
其中冠礼一节继承尤多。朱熹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旧礼进行损益，他比司马温公更注重仪礼的操作性，强调对礼本、礼文的“熟讲勉行”（《家礼》自序），以求再现古人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这样有助于实现国家“崇化导民”的礼治目标。为了“切于人伦日用之常”，将贵族社会的古礼变化为世间普遍实行的世俗之礼，朱熹在“礼下庶人”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守礼仪大节，以封建伦理灌输社会，另一方面采用了灵活的策略，对传统旧礼多所删节变通。他认为“古礼惟冠礼最易行”，他首先强调冠礼在模塑人们的伦理品格方面的重要意义，“故孝慈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规定男子十五至二十皆可冠，这是对温公“徇俗”的纠正，表明了朱熹“崇化导民”的思想意识。对于具体的礼仪节目，朱熹因时变化，如古礼筮日、筮宾，现在已无实行的必要，因此“但正月内择一日可也。既有定日，即当访求合用之人，措办当用之物。”冠礼的时间事实上这与东汉以来正月冠子的礼俗相符合，宾客选择亲戚旧交中熟悉礼仪的人。由此可见冠礼神秘因素消褪，世俗社会联系增强。加冠的地点一般在厅堂，然后见于祠堂，见于尊长。用以加的冠服也以日常成人在公共场所所用的服饰，“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常服。”对于加冠时的祝辞，朱子也觉得应该变成一般庶民易于明白的语言，“冠婚之礼，如欲行之，当须使冠婚之人易晓其言乃为有益，如三加之辞、出门之戒，若只以古语告之，彼将谓何曰，只以今之俗语告之，使之易晓乃佳。”以民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行礼，无疑有助于仪礼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渗透。
由此可见，宋朝以后，伴随着宗法势力的扩张，传统的上层礼制逐渐俗化的同时，民间生活也日渐被纳入礼治范围，贵族的礼仪演变为士庶通礼。这一整合社会的上下层双向互动的秩序化过程，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更为明显。
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朝末年以“复宋”的旗帜，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特别重视礼法，他在位的30余年中，制订了十几部礼仪专书，其中《明集礼》是明朝最重要的一部礼典。在冠礼部分，除了皇家冠礼、品官冠礼，还有士庶冠礼。明朝帝王在恢复汉家制度目标之下，沿袭并发展了宋代开始全面推行的以礼化俗的传统，重视以儒家伦理文化影响社会。《朱子家礼》在明朝被视为民间社会的礼仪指南，洪武元年（1368），政府颁令：“民间婚娶，并依《朱子家礼》。”（《明会要．礼九》）永乐年间，又“颁《文公家礼》于天下”（《明史．礼制一》）朱熹的私人著述这时已变成了国家的礼书，《朱子家礼》在政治力量的帮助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权威，并部分地影响着民间生活。清代对于朱子亦恭敬有加，《家礼》依然受到重视，不过其地位逊于明代。清乾隆皇帝为了“化民成俗”，下令纂修《清通礼》，他认为《家礼》还存在着：“仪节繁委，时异制俗，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的缺陷。就是说在缙绅之家，大体遵循《家礼》，而一般百姓还是限于条件难于实行。乾隆的说法大体符合明清社会的实际。
明代是冠礼得到较多施行的时代，我们从明人文集与地方志中可以见到较多的民间举行冠礼的情形。事实上明朝的冠礼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缙绅之家或地方大族依《朱子家礼》规制举行的冠礼。“前明士大夫家颇重冠礼，一遵紫阳所定。”（康熙《汤溪县志》）浦阳义门郑氏十世之长仲德父，以礼冠其从子杓及诸孙燧、爚、耀四人，是其中的显例。宜兴万氏谨于礼法，“其家子弟且冠，必为之行古冠礼，及婚葬祭率准《家礼》，从事不为苟简”。应该说在明代社会按《家礼》的模式举行冠礼，是相当时尚的事，社会对它有积极的评价，但《家礼》毕竟是一种榜样，“冠礼，惟士夫家间一行之，然倡而不和，未有多行者。”就是文人学士或地方世家行礼也不是都按《家礼》行事，有“三加礼，士大夫家间行之，然亦不能备礼”者。
一种是庶民之家，在《家礼》的影响下自觉传承民间特色的成人礼俗。十六岁成为江浙地区民间冠礼的年龄底线，一般人都在十六岁或十六以上，二十岁以下行冠礼。冠礼的仪式一般较为简洁、随意，民间通称冠笄为“上头”，上头时邀请集亲邻，吃“上头糕”。嘉靖《吴江志》记载江苏吴江地方：“童子年十二或十四始养发，发长为总角，十六以上始冠。女子将嫁而后笄。冠笄之日，蒸糕以馈亲邻，名曰‘上头糕’。”浙江镇海同样如此，“男子年十六，择吉日告庙始冠”，也有婚娶时行冠礼者，女子则嫁时加笄。举行冠礼的时间民间遵循古代岁首加冠的传统，“多于冬至或正旦加网巾于首，拜天地、祖宗、尊长，”一般都没有训戒之辞与三加的仪式，加冠的冠服已经变成了明代的网巾。网巾虽仍然传承着古代以来的束发功能，但它已很难唤起人们在加冠时节的神圣意识，庄严的成人仪式成为习俗相沿的家庭礼节。
冠礼的这两种形态分别代表了冠礼在不同社会层面的表现，在明朝前期以《家礼》为标准的冠礼在统治者的提倡下，影响较大。明朝后期，随着礼教的衰退，世俗生活情趣的增长，民间的成人礼俗凸现，冠礼逐渐又成为士人怀古的对象。《崇祯历乘》“历俗总角、弱冠皆从其便，三加之礼不惟庶民不知，即诗礼之家亦有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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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萧放的博客2008-11-04 16:04:5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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