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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山大学聘请傅斯年担任该校文科学长，傅大胖子把一大帮原北京大学的好朋友招至中山大学。顾颉刚来了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原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但又嫌“歌谣”二字范围太窄，出刊时突然把刊名改成了《民间文艺》。此刊印了12期，顾颉刚觉得“民间文艺”的范围还是太窄，1928年3月，终于改定为《民俗周刊》，同时宣布成立了一个叫“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松散组织。
《民俗周刊》是定期刊物，但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中文系的教务员钟敬文（后来被学界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因为在此之前，国内并无专门的民俗刊物，创刊之初，稿源奇缺，钟敬文不得不四处求人赐稿，连历史系一位教务员“从前草草写下的一则短记，现在呢，他又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写，因为我即需稿用，只能把它发印了。”
钟敬文只编了24期，因为经手《吴歌乙集》的出版，被校长戴季陶以“有秽亵歌谣之故”辞退了。顾颉刚顿失手足，只好亲手编了25、26两期，然后交给容肇祖（著名哲学史家）。容肇祖刚接手时也没有稿源，只好把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全发动起来写稿，他的妹妹容媛正是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容肇祖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些改革，将竖排改为横排，一改“杂志”的做法，以“专刊”的形式行“专集”之实，连续预告并推出“中秋专号”“传说专号”“神的专号”“故事专号”等，有时一期就刊一位作者的一部书稿。如此滚动运作，反而销路大涨，稿源激增。
顾颉刚离开中大之后，容肇祖将《民俗周刊》支撑到第95期，然后把周刊交给刘万章，自己去了岭南大学。刘万章在学术界没有身份，根本约不到教授的稿子，只能用些学生和各地民俗学爱好者的来稿，以至稿件质量越来越差。出到第110期，学校不再给予经费支持，被迫停刊。
两年后容肇祖回到中山大学，1933年3月，在当时的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一再鼓动下，容肇祖复刊了《民俗周刊》，复刊只印了13期，容肇祖再次离开中山大学。《民俗周刊》，这份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民俗学专业期刊终于结束了它的开拓使命。
在《民俗周刊》之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应该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低层的平民文化与平民生活，但是，这门学科该叫什么名称呢？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设想，诸如“民学”“民情学”“风谣学”“歌谣学”“风俗学”“民俗学”等等，之所以最终定名为“民俗学”，与《民俗周刊》直接相关。
顾颉刚是个学科意识很强的人，精通学术经营。《民俗周刊》从一开始就把“民俗学”当成一个既定学科的名称来宣传。该刊免费邮寄给当时的各大图书馆和几乎所有学术界大腕，不断在上海广州的文学刊物上进行广告宣传。连续几年下来，经过《民俗周刊》这么100多期的“民俗学”轰炸，再加上近40种“中山大学民俗小丛书”的发行，“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慢慢得以稳定，其它名称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早期《民俗学刊》每期印刷费80元，印行不到1000份，每期成本应在8分以上，但其市面零售价只标4分，显然是个赔本的生意，因而从未给任何作者付过稿酬。出版专号尤其是“神的专号”之后，订户多了起来，每期可以销到一千多份，但由于时局动荡，邮局投递屡有遗漏，就连开明书店这样的指定代售点，也是“有一期，无一期，零零落落，殊为憾事。”所以，今天要找齐一套原刊的《民俗周刊》，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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