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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后编辑出版的《北京风物传说》《北京的传说》《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中国名胜传说揽萃》等书都收录了一则“八臂哪吒城的传说”。传说北京在建城之前，是苦海幽州孽龙的地盘，燕王想在这里建城，就请大军师刘伯温和二军师姚广孝分别做出规划。两人约好十天后背对背画出图纸，结果，两人都分别遇见了一个形似哪吒的小孩，不停地追着他们说：“照着我画，不就成了吗？”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画出了一座“八臂哪吒城”。燕王下令照此建城，正阳门是哪吒的头，安定门和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其他八座城门是哪吒的手臂，城中皇城则是哪吒的内脏。s
这则貌似荒诞的传说是如何兴起的？传说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是什么？著名历史学家陈学霖，早在1965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到1994年写成《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其间经历了近30年的资料搜集与写作。
陈学霖的研究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尽一切可能，将该传说中的各知识点如北京的建城历史、刘伯温和姚广孝的身世与传说、元明之间的哪吒信仰等，进行分头梳理，最后百川归一，把这些知识解释为传说产生的历史基础，接着讨论传说所体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即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交融。本文拟在陈著基础上，稍作补充，生发若干讨论。
把北京比喻为“哪吒城”，大概在元末已经流播甚广，元末明初杨维桢在“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中直称幽蓟为“那吒城”（《铁崖古乐府补》），张昱在“辇下曲”中也说：“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说得更明白：“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三头六臂两足。”上面幽蓟、大都、燕城，说的都是北京，而三位作者都未曾长居北京。奇怪的是，这一说法只在元末明初闪现一时，再往后，就难觅踪影了。
无论是“八臂哪吒”还是“三头六臂哪吒”，为的都是凑“京师十一门”的数。传统的城门设置，都是东与西、南与北对称的，至元太保刘秉忠领衔营建大都城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在南城正中特设一座供銮驾出入的丽正门（即今正阳门），于是，形成了北京城南三北二东西各三的城门格局。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好做附会玄想，把这一城门格局说成“三头六臂”是非常自然的事。
“三头六臂”本是释家用来比喻佛的神通广大、本领出众，并不用来专指某一神佛。从现存文献上看，宋以前的哪吒故事极少，更未有把哪吒说成“三头六臂”的，到了宋代，这一说法突然在佛教禅宗流传开来，如《景德传灯录》：“三头六臂擎天地，愤怒那吒扑帝钟。”《碧严录》：“忽若忿怒那吒，现三头六臂。”《五灯会元》更是反复出现三头六臂（或三头八臂）的哪吒形象。可见，把哪吒定型为“三头六臂”，是宋代佛教禅宗的独特发明，元以后才为道教和民间信仰所采信。
值得注意的是，刘秉忠在归附忽必烈之前，曾出家为僧，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并由海云荐入忽必烈帐下。刘秉忠博学多能，但喜欢借助天文地理故弄玄虚也是很出名的，所以说，不排除刘秉忠规划大都城的时候，头脑中已经形成“三头六臂哪吒城”的思路，并有意制造了一些神学舆论。这是古代政治家常用的手法。如果是这样，元末明初把大都说成“哪吒城”就不是出于民间传说，而是出于刘秉忠的刻意安排。
这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元到清末的600年间，只传了“哪吒城”这么一个名字，却没有任何故事情节。
当“哪吒城”一说再次涌现于文人笔端的时候，已经是民国时期了。据陈学霖考证，最早是英国人Werner于1924年记录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城建造的传说》，但这时的传说还很简单：有一名刘伯温的道士，在燕王出戍幽州时，给了燕王一个锦囊，其中画着一幅“哪吒城”的蓝图，燕王来到幽州，一看是片荒芜之地，于是打开锦囊，照着图纸建成了北京城。这只是个简单的“锦囊故事”，显然还很不成熟，也不够传神热闹。同期另外几个外国人记载的建城传说中，北京城与哪吒形体的对照都说得非常详细，但情节却极简单，可见此时的建城传说还在初级阶段。
陈学霖认为，在清末这一敏感时期，刘伯温取代刘秉忠成为“哪吒城”的规划者，是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会假托附会有关系的。“由于刘伯温为明朝开国功臣，富于奇谋妙策，民间传说纷纭，寖而为秘密社利用”。比如，民间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崇祀为襄助排满的民族英雄；借名刘伯温的《烧饼歌》，不仅预测了清朝的覆亡和国运的更新，还被引用于邹容《革命军》的卷终，借重刘伯温的谶语，预言革命一定能成功。
民间故事在传播变异的过程中，故事中的冷僻知识一定会被那些具有相似形态的“共同知识”所取代，这是口头传统的铁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秉忠的功业和声名已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成为冷僻知识，与此相反，刘伯温的名字却不断地被各种势力所神化，不断升温为共同知识。由于二刘的形态极为相似，都是身居高位为帝王师，熟稔奇门异术，都刘姓，于是，此刘取代彼刘，就成了故事不断变异的必然结果。
可是，姚广孝也算不上共同知识，他为什么在后来的建城传说中占据了一个牢固的位置呢？这并不符合民间故事的传承规律。另外，当代流传的各种北京建城传说，大多是“刘伯温姚广孝背对背画出了哪吒城”，异文之间差异极小，这也不符合民间故事的传播规律。
成熟的《八臂哪吒城》最早见载于金受申《北京的传说》（通俗文艺出版社，1957），后来搜集到的各种异文，与金说大同小异，就连史无前例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也没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异文，这是很反常的。
金受申（1906－1968），著名的北京戏曲史家，生前是北京市文联戏曲研究所编辑，长期收集各种曲艺唱本，对北京城的各种曲艺表演、风俗事物、趣闻轶事，几乎有闻必录，是近现代著名的“北京通”。了解了金受申的身份，我们就应该想到，金受申所记录的传说，也许本于职业艺人说唱的“故事新编”，而不是本于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陈学霖搜集到的各种哪吒城传说，大多没有记录讲述者的身份，只有张伯利整理的《刘伯温建北京城》在文末做了这样的说明：“讲述者：蟠桃宫庙会老艺人。记录时间：1961年4月（农历三月初三）。”
我们再看金受申的《八臂哪吒城》，最后一句说：“刘伯温这么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没想到惹得孽龙烦恼起来，这才又引起‘高亮赶水’一大串故事来。”
《高亮赶水》讲的是刘伯温建城之后，龙王把城里的水全装走了，刘伯温派高亮追赶龙王，扎破水篓，追回水源的故事。《高亮赶水》的来历比较清楚，这一故事最早出自天桥艺人的撂地演出，是为数不多的流传至今的鼓曲唱段。著名的铁片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1901－1964）早年就在天桥学艺，她的拿手“蔓子活”中，就有《高亮赶水》。1959年，宝文堂书店还出过一本36页的京剧剧本《高亮赶水》。尽管曲艺形式不一，但各种《高亮赶水》的情节均大同小异。在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中，《高亮赶水》与《八臂哪吒城》《北新桥》是前后相续唇齿相依的上下回故事。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金受申的《八臂哪吒城》也是出自天桥说唱艺人的创造。
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间接证据，说明天桥艺人在“八臂哪吒城”传说的推广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翻检北京说唱文本，发现许多老一辈相声艺人常常会在他们的贯口中带出“八臂哪吒城”一说。比如，有些相声艺人只要一说到有什么热闹事情，他就必定来这么一句：“惊动了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也不管是什么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百家、五行八作、街市上走的人，三百六十行，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挎剑的、推车挑担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卖葱卖蒜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全都出来了。”民俗学家岳永逸也说，在他访问过的天桥艺人中，许多人都说早期天桥演出曲目中曾有过《八臂哪吒城》。事实上直至现在，一些老艺人还能表演《八臂哪吒城的由来》，北京人艺仲纪遥的节目单上，就有这一出。
我们知道，民国年间的天桥艺人多数靠耍嘴皮子吃饭，撂地吆喝的演出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说唱些新鲜热辣的故事，吸引听众驻足，但是，当他们说唱同一故事时，又必须遵从师承尊重权威，不能在情节上抵牾前辈，否则就可能导致同行之间自相矛盾，引发行业倾轧，因此，天桥艺人的故事底本，对外要展示故事新鲜、原创的一面，对内则往往要求人物和情节的大致稳定，不断强化故事的权威性。对于天桥艺人来说，垄断了演出的内容和形式，也就等于垄断了市场，而当故事变得广为人知的时候，艺人们就得及时放弃旧故事，启用新故事，如此不断刷新。天桥艺人基本上都是文盲，他们不会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作品，当我们几十年后再去追寻那些旧故事的来龙去脉时，往往无从措手。
无论是从哪吒的传统形象，还是从北京城南三门的形态来看，“三头六臂说”都理应比“八臂说”更加强势，但在金受申以降的建城传说中，清一色唤作“八臂哪吒城”，几乎彻底淘汰了“三头六臂说”。这种反常的垄断式讲述，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姚广孝这一冷僻知识的超常稳定、异文数量的严重不足、搜集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等种种问题，一再提示我们，虽然“哪吒城”的说法始自元末，但是，现在通行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却很可能肇始于20世纪以来北京说唱艺人的商业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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