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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与优化选择
下一个问题是，在所有混乱无序的枝枝节节中，是否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枝干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对故事生命树的形态特征（也即一种集合特征）做一简单辨析。
每一次故事讲述，都是特定语境下的“这一个”。当我们努力要求把握“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发现，讲述主体的智商、情商、知识结构，以及讲述环境等各种外在因素都会对讲述文本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索绪尔共时语言学意义上的“内在的民间文学”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讲述主体”，却是可以而且必须被忽略的。
“根据索绪尔的看法，语言规则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归根结底是主体的创造，但创造语言的主体只是一个在逻辑上存在的抽象主体，就好像上帝一旦完成了工作就从此进入休眠状态一样，主体在创造了语言规则以后，语言规则也就从此脱离主体，而主体不再干涉其独立的生存。”[23]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可以做同样的表述。当我们把所有的单个主体所讲述的某一类文本（如梁祝故事）叠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富于讲述者个性色彩的文本，而是由许多文本所组成的“故事生命树”[24]。生命树所体现的形态特征，与主体的个人特质、讲述环境等外在因素之间的关系，就被统计规律所淹没了，它体现为一种脱离了主体的“独立的生存”。它无关个体、无关语境、呈现为的“自然树”特征。
只有当我们充分理解了故事生命树的自然特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民间文学“趋于模式化”的“内在性”；才能更好地理解故事生命树的生命特征。
其次我们将回答，故事生命树的生长遵循的是什么模式？
我们知道，每一个讲述者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创造性的发挥，都生产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异文）。但是，如果每一次变异的文本都能够在传播中得到平等对待，那么，故事将永远无法成为民众交流的手段。道理是很明显的：异文之间的“平等”地位将彻底消除民众对于权威文本的认同，讲述者与接受者之间将会失去对于故事情节的任何共同知识，于是，不同讲述文本之间、讲述者与接受者之间，均无法在一个共同知识的平台上进行对话。这样，所有的故事讲述都无法得到别人的认同，每一次讲述都会变成一次自说自话。
事实上，我们说每一则异文都是一种存在，并不意味着每一则异文都具有传播的价值。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任何一个经由个体创造性发挥后的变异情节，都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选择。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情节被选择性地保留了，而那些不适合大众传播的情节则被淘汰或被改造了。自然选择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与自然科学，也同样适用于别的许多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我们的故事学。
选择与竞争总是需要有一些作为游戏规则的竞择标准存在，即使这种标准只是某种倾向，而不是明确的准则。那么，在这种故事异文之间的生存竞争中，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竞择标准？哪类情节能够得益于这些标准，使自己成长为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呢？
根据既有的知识系统，我们可以勾勒几条普适性的竞择标准：
1． 是否反映了民众普遍的审美理想或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意愿[25]。
2． 是否具有情节发展的逻辑合理性[26]。
3． 是否能与传统的知识结构或地方性知识结构相兼容[27]。
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发现一些在梁祝故事的传播中更具体有效的关于“这一个”的影响因子。
本文在对梁祝故事这一生命树的枝端形态（结尾方式）[28]归纳中发现，在生命树中，不同枝干的分支数量、不同分支所包含的文本数量、不同分支的伸展长度等，均有很大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本文得到几点补充标准。
4．越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主人公具有主动行为的母题链，其缺失也越多，越容易形成紧张、制造冲突，需要而且能够补接更多的新的母题链，更容易优先生长为粗壮的树枝，显示更强的生命力。
相反，越是过于写实、主人公处于受动状态的母题，其生长能力也极为有限，很难生长成为主流枝干。
比如，“英台投墓”属于前者，“死后合葬”和“后人阴配”则明显属于后者。在本文搜集的文本中，关于“英台投墓”的异文有41个，“后人阴配”的异文有7个，“死后合葬”的异文不到5个。显然，前者更容易成为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
5．越是成熟的、影响大的传统母题链（也就是说，越是倾向于共同知识的母题链），越容易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只要它能合乎逻辑地补接在这一故事中，就能更加牢固地在广阔的范围内被传播，甚至喧宾夺主，成为故事的主流枝干。
如顾颉刚、钱南扬论证了祝英台投墓与《华山畿》中华山女子的入棺“何等相像”的关系[29]。钱南扬论证了“盖魂化蝶的传说，实在也是从韩凭妻衍化而来。”[30]投墓说与化蝶说两个新母题链，补接在原有的“乔装游学”、“祝庄访友”等母题之后，更加大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和可接受程度，后来都成了梁祝故事的主流枝干。
6．故事的人物类型、命运类型、情节类型之间，往往有一些相对稳定的搭配关系，它们可能深刻地影响着故事的进展与结局。比如，情爱类故事中对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就深刻地影响着梁祝故事结尾的生长方式[31]。
一方面，我们强调情节的生长是随机的、无序的，另一方面，在对梁祝故事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异文的结局都出现了“大团圆”倾向。我们把表1或者图1当作抽样文本，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最终梁祝是化生、还魂、尸解、转世，还是魂归天国，总是以“团圆”这一理念作为旨归。
对于那些不能指向团圆结局的梁祝故事，几乎都未能在大众传播中得到保存。从我们的统计样本来看，这类文本数量近于零，小概率事件不构成对于团圆倾向的冲击。
另外，如果我们从别的角度，比如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还可以发现一些对异文间的生存竞争影响较大的“外在因子”，例如地域优势与文字优势在故事传播中的作用：
某一现象的地方性解释文本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区的解释文本可能相互兼容，也可能相抵牾。在那些相抵牾的文本的竞争过程中，文字的载录，以及文人墨客的推波助澜无疑有助于加大故事的传播渠道，树立某些文本的权威地位。因此，文化先进地区的文本相对更具传播优势，更容易培养成故事生命树的主流枝干。
“江苏一带，自唐、宋以来，便不乏文人凭吊遗址、诵咏爱情故事的诗作。南宋薛季宣的《游祝陵善权洞》诗，明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写的传记，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并且还由此而逐代形成了关于梁祝的诗文系列，这无疑是梁祝传说得以在那里流传、发展的有力依托。”[32]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来，梁祝故事中的化蝶母题最早集中出现于江苏宜兴。宋明时期，宜兴文人反复咏叹碧鲜坛的“双双蝴蝶飞，两两花枝横”，宜兴地区记载的梁祝传说鲜有完整情节，多数只叙梁祝化蝶之事，以至于钱南扬认为“化蝶说”很可能最早起于宜兴，后来才逐步传播到其它地区[33]。
化身母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各地关于梁祝化身的说法无奇不有，仅从表1即可看到，化身物分别可能是蝙蝠、鸳鸯、双石、双树、蓝竹、彩虹、并蒂莲、青白二蛇、蚕、映山红、竹树、蛾等十余种，何其芳也说：“我的家乡四川的传说又说他们变成了一对鸟。并且真有一种身如鸽子大，羽毛深蓝色，雌雄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拖着尺来长的红色尾巴的鸟被人们叫为梁山伯、祝英台。”[34]化蝶说之所以能胜出其它诸说，与浪漫文人的偏好和江苏文人的诗文传播不无关系。正如如果没有何其芳的文章的传播，我们很难知道四川还有一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对鸟。
当然，或大或小，还会有许多其它的因素在影响着异文之间的生存竞争。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对于故事的各种必然的、偶然的竞择标准的探讨，我们也没有穷尽这些标准的必要，我只是希望以上建立的解释模式能够部分合理地用来解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以此证明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而非无意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进入下一单元的讨论。
我们接着讨论关于优先生长的最后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已有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竞择标准，那么，它们发生作用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以表1为例来展开讨论。假定我们讨论的起点是“英台投墓”，而终点必须指向“团圆”，这样，问题就突然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把问题抽象为：由一个共同的起点，经由不同的程序，要到达一个共同的终点，在这些程序中，谁会是最优选择？
这显然是一个“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
假定上述关于情节枝干间生存竞争的竞择标准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程序的优化标准，各种外在因子则是制约程序设计的约束条件。为了简化讨论，本文略去约束条件的影响，简单地抽象为“无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试图为故事的结尾方式设计一条简单的优化路线。
根据最优化原理，作为整个过程的最优路线应该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无论过去的状态和历史如何，从目前的状态出发，余下的路线必须构成最优策略，直到终点。利用这个原理，可以把多阶段决策问题的求解过程看成是一个连续的逆推过程。在我们的议题中，即由“团圆”这一“终点”逐步向前逆推到“英台投墓”。
第一步，以主人公的存在状态而论，他们指向“团圆”的途径只有3条。
1．灵魂团圆。
2．肉身团圆。
3．化身团圆。
第二步，3条途径还可以有各自的最优叙事策略。也就是说，作为整体最优策略的子策略，也必须是该步骤中的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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