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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间文学的趣味功能
不能肯定金庸是否借鉴过英雄史诗，但他喜欢借用民间传说来构筑小说却是肯定的,他在《书剑恩仇录》的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成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那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否如民间传说呢？金庸自己说：“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如是种种，金庸对民间文学母题或功能的化用，可说比比皆是，在他许多小说文本中，甚至能做到踏雪无痕，难觅其踪。
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金庸既注重了英雄故事的中心结构，亦能兼顾节外生枝的形式技巧；既有英雄母题的不变成分，亦有话语技巧的可变成分；既有必不可少的叙事功能，亦有可有可无的趣味功能。也就是说，金庸的写作实践事实上调和了普罗普和什克洛夫斯基在情节理论上的主要分歧[9]。
上文分析了英雄塑造的部分中心成分，这里再对某些节外生枝的趣味功能作一简单分析，在此且将《射雕英雄传》列作一个个案来讨论。
1、福将形象的引入。
金庸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趣味性是个很关键的因素。金庸特别善于调动人物和场景，进行插科打诨，不时在叙述过程中甩出一两个令人捧腹的小包袱，用以松驰阅读气氛，调节叙述节奏，使文章有起有伏，有滋有味。
中国民间戏曲、相声和说书，都很注重在演出时穿插一些滑稽的动作或诙谐的语言来引人发笑，吸引观（听）众，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插科打浑，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钧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泥人作揖，土佛谈经矣。”[10]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首次引入一个专业滑稽大师“老顽童”周伯通，让他时不时在郭靖身边出现一下，人面桃花，相映成趣。让我们一下就联想到说书评话中的“福将”形象。这一点已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了，不再赘述。
2、傻女婿和巧媳妇形象的引入。
金庸不仅擅长挖掘一些古老的母题，而且能创造性地将多种故事因子糅合起来，织造出新的情节。以桃花岛赌赛为例，金庸天才地将“三道难题”、“傻女婿故事”和“与恶人赌赛型故事”（洪七公与欧阳锋赌赛，郭靖与欧阳克赌赛）糅汇在一段情节之中，使得这场婚姻赌赛变得奇峰突兀，险象环生。为了确保傻女婿在赌赛中的胜利，金庸又巧妙地安排了周伯通一场戏，让郭靖先在老顽童处学得一手绝活，背下《九阴真经》，而这恰恰又是民间故事中傻女婿误听误信，不识变通，反而因祸得福，以及弱者战胜强者型故事的妙用。
民间故事中，与可爱的傻女婿相对，总是有一个漂亮的巧媳妇，于是金庸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丽的女主角黄蓉。黄蓉天性聪颖，略带刁蛮，恰是傻哥哥郭靖的头号克星。小到坐立行走，大到临阵对敌，郭靖都是在黄蓉的支配下行动着，而这些行动往往是在“不知变通”前提下的机械行为，于是有了许许多多的让读者赏心悦目的奇闻趣事。当《射雕》结束的时候，金庸傻女婿的故事却没有中止，《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和虚竹，都曾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散发着“傻女婿”的气味，处处误打误撞，而又傻人傻福。
3、机智故事的化用。
民间文学中有大量斗智不斗勇的小故事，点化入文，颇增奇趣。华山论剑一场，欧阳锋走火入魔，居然逼退了黄药师和洪七公，眼看就要夺取那天下武林第一的宝座，黄蓉急中生智，用激将法让他去和石壁上的自己的影子相斗，欧阳锋果然上当，结果手脚打在石壁上，奇痛难当。这一情节，明显是受到印度童话《狮子和兔子》故事的启发而造出来的，狮子要吃兔子，兔子用激将法让不可一世的狮子去和井水中的倒影相斗，结果狮子被淹死。欧阳锋则被自己的影子吓得落荒而逃。
4、因果报应观念的表现。
古人信天人感应之说，认为人主之德，天有报应。佛教传入以后，轮回之说深入人心，人民愿意相信善因可得善果，恶因会有恶报。民间故事几乎都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观念的变体，历代笔记也多演绎这一主题，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就有大量有关鬼神报应的故事。金庸也不另外，变换着各种花样讲述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由于悲剧意识的影响，金庸笔下的好人有时也会遇难，但是，真小人真恶棍却无一能够幸免于金庸的惩罚。
《射雕》中几位最重要的正面主人公郭靖、黄蓉、洪七公，小说最后无不乐得其所。坏人就不同了，欧阳锋疯了，疯在功败垂成；欧阳克、杨康、完颜洪烈、段天德死了，个个死得很难看；曾经跟随完颜洪烈的爪牙们，也没有一个获得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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