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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伦理研究
2006是周福岩收获最多的一年，首先是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以民俗形式论为指导，运用解构阅读方法对耿村故事文本中所蕴含的民众日常伦理观念进行了考察。为使观念呈现为一个互诠的系统，本书分别从社会、家庭、宗教三个方面对故事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反映的的道德现象加以描述和归纳研究。作者认为，民众伦理思想具有十分显著的悖论性质。与孝、义、福的伦理期待完全相斥的倾向同样存在于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双方构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具体说来，民众的社会伦理观念中存在着“义”与“非义”的矛盾冲突，家庭伦理中存在着“孝”与“非孝”的矛盾冲突，宗教伦理中存在着“行善”与“求福”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现是传统精英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儒家伦理思想渗入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后的俗化形态。民众伦理除具有与正统儒家伦理共同的相对和分殊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直接功利色彩。但它却不能导向真正的功利主义（即伦理普遍主义），相反只能导向伦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底线道德，民众伦理远未超出日常生活的域限，它并不构成正统思想的异端，因此也不能成为固有社会秩序最终的颠覆力量。
从博士论文出发，周福岩还派生了系列相关的专论，如《民间故事与意识形态建构——对民间故事观念研究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01期）、《民众两性伦理意识探微——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01期）、《“养”与“弃”:民众孝亲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02期）、《民众家庭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4期）。
《民众两性伦理意识探微——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认为，与正统的伦理观一样,民众的婚恋观仍是以“道德之爱”为统领的。“知恩/报恩”是民众理想的婚姻达成方式。它被认为是抵御“功利型”婚姻的情感基础。但实际上由“知恩/报恩”维系的婚姻与“功利型”婚姻的差别并不大,二者都不依赖夫妻双方真正的交流,都只局限于“身体化”关怀的层次。因此它们不能彼此否定。在伦理形态上,二者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方面,前者并不比后者优越。
《“养”与“弃”:民众孝亲伦理观念试析——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指出，“养”与“弃”是民众孝亲伦理观的核心问题,它是由农村的生产实际造成的对血缘关系的依赖而产生的伦理问题。本文通过民间故事文本,分析民众孝亲观念中蕴含的“孝与非孝”的伦理矛盾及其复杂的表现形态。“行孝”所面临的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即极度贫困的生存条件和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种是内在的,即子女成家以后情感重心的转移。在终极境况下,民众以互惠的劝孝方式来消解被弃养的风险。这种伦理诉求与儒家的孝道伦理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周福岩多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民众的社会、家庭伦理主要是为解决具体的生存实践问题而存在的。迫于生存的险恶和环境的压力,民众首先考虑“功利”,以至在应放置道德观点的地方也放置了功利和互惠的需求。尽管如此，民众也还是借用了已有的道德资源来表达其并非全然出于伦理的考虑与判断。
黄浩《旧东北傻子故事里的关东民间意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06期）指出，傻子在旧东北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现在的东北二人转中,傻子就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人物和戏剧故事要素。傻子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包括:旧东北农民的朦胧的阶级对立意识；缺少文化的农民对文化知识的矛盾心态；作为社会最下层的劳动群体对社会公平的深层渴望。对于旧东北农民透过傻子这个符号所传达出来的文化动机。
张冠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生态寓意》（《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03期）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生态寓意：人与天地、与大自然的血肉相连；人类与万物的伙伴关系；尊重动物,将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等等。《中国民间故事:没有法律观念的艺术世界——中国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03期）则讨论了民间故事中的法律意识，作者认为，中国民间故事的表层结构体现了劳苦大众反压迫、反邪恶、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而深层结构却是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艺术世界。主人公有恨自己报,有冤自己伸；有了委屈就出手,受了迫害就复仇；天马行空,目无法纪。在革命战争年代,它起到了培养人们反抗精神的作用,在今天却成为法制建设的消蚀剂和不法行为的大温床,应引起我们的反省和深思。他在另一篇论文《扭曲的观念与心态——重新认识中国民间故事的负面价值》（《文学评论》2006年02期）中指出，如果把中国民间故事放在21世纪中国的背景下来考察,便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与今天的时代乐章不合拍的音符。主要表现在,在那赞美劳动人民的美好品德,鞭挞假、丑、恶的叙事话语中,渗透着下层劳动者的许多扭曲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心态。由于作者对民间故事类型观念的隔阂，这几篇论文明显是以作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比起周福岩的研究工作，这些论文就显得很隔靴搔痒。
故事类型不同，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从民间故事中看出了没有法律意识，观念扭曲，但也有人从民间故事中看出了吉祥美好和积极追求。
朝格查《论鄂温克民间故事中的颜色词“红”与“黄”》（《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2期）：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里经常出现表示各种颜色的词汇。而且,这些颜色词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和特定的文学艺术价值,每一个颜色词在鄂温克族民间故事中都有其特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同时,往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使用,只是所占的比重不相一致。例如,颜色词“红”在鄂温克族民间故事里,从正面使用的实例要多一些,多数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是吉祥、幸福、美好的文学艺术内涵。而颜色词“黄”则从反面角度使用得要多一些。
邢海燕《土族民间故事及其母题类型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03期）：土族民间故事借助于幻想，表达了他们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追求，并且在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体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观念以及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当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如蛙崇拜习俗、家族传统，善恶观念的较量等。
陶德宗《凝聚在台湾民间郑成功传说与妈祖传说中的民族情结》（《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4期）：郑成功传说与妈祖传说是台湾民间故事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由台湾人民集体创作并在台湾民间代代相传的大众文学,深深寄寓了台湾人民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与祈盼追求,深沉的民族情结更是其核心因素。发掘和弘扬凝聚其间的民族情结,不独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台湾这两类民间故事的精神特质,并在海峡两岸人民共谋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间故事的文化研究
陈金文《<莫一大王>及同类型传说英雄人物原型浅论》(《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3期)认为，一些文章运用文献学的方法考证传说英雄“莫一大王”原型似不足为凭，作者以为壮族《莫一大王》及其同类型传说中英雄的形象,是壮族人民根据他们对现实中的巫师及其相关宗教职业者的揣测或理解来塑造的，这一类型传说形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将鼓励后人,激发来者,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美好未来而努力。故事的本质是文学而不是历史。
陈金文《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的文化解读——兼与廖明君先生商榷》（《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01期）认为，廖明君在解读壮族民间创作《妈勒访天边》时,提出“访天边”是访有“生殖与丰饶”意义的太阳，孕妇访天边, 是原始先民认为孕妇“有生殖与丰饶”的文化功能,“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陈文认为廖文把故事释读成了人类向太阳祈祷的巫术仪式的象征。《妈勒访天边》是故事, 研究重点应放在所表现的理性意识上；也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文学。该故事反映了壮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愿望, 及壮族人民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意识的萌芽。
谢亚平，李春莲《土家族民间故事中的小人物——以景阳河社区为个案调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02期）揭示出在景阳河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小镇上，“小人物”才是这个社区的精英人物，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出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自然和文化场景。
漆凌云《精神分析视域下的难题求婚型故事》（《求索》2006年10期）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难题求婚型故事进行解析，指出故事中仙女帮助男子解决各种难题的母题不只是成年礼的曲折反映，同时还借助“化装”的方式满足了男性潜意识中对父权阶层的反抗心理，并表现了男性期盼母亲原型帮助其获得父权世界认可的财富和地位的愿望。
陈志勤《从有关水乡绍兴的传说看民间对水的认识》（《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04期）简单介绍了日本的环境民俗研究。人文科学领域通过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剖析,深入探讨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日本环境民俗学由此应运而生，其中一个方向就是以一些基本的环境构成要素为切入口,对口头传承中的传说、故事进行重新解读,阐明民间社会庶民阶层的自然观和环境观。以此研究动向为背景,作者通过对绍兴地区与水有关的口头传承的分析和考察,来阐明当地民间社会对水的认识。
王丽娟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连发两篇论文讨论“英雄与好色”的问题：《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2006年01期）、《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2006年04期）指出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貂蝉“连环计”故事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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