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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研究与类型研究
陈泳超《目连救母故事的情节类型及其生长机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5期）从神话、史诗中搜集了大量目连救母类的的入冥故事,通过分析得到该主题下的两类单体故事以及更次一级的型式类别,并在情节序列上考察目连救母故事的组构情况,总结得出“复合起点”、“反复再现”、“异型融合”和“旁支扩张”四种生长机制,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故事持续生长并构成超长篇规模的内在原理。
黄景春《人与异类婚恋故事的情节结构分析——兼谈人仙恋与人妖恋情节之异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04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经常出现人与异类婚恋,特别是凡间男子与异类女子婚恋的故事情节。所谓异类,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在现实视野中指动物、植物等,在神话视野中则指神仙鬼怪等观念性对象。作者把人与异类婚恋分为人仙恋和人妖恋两种,着重从形态上探讨了二者的异同。
康丽《隐匿的秩序：论中国巧女故事叙事结构中的故事范型序列》（《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1期）作为口头叙事,巧女故事虽然会在传承过程中随着具体讲述语境的变更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其中总会存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模式化叙事结构,用以制衡故事的变异,避免出现故事面貌被彻底颠覆的情况。通过解析中国巧女故事类型丛中故事范型序列的组成成份、排列顺序与排序原则,进而发掘出隐匿于故事丰厚表述之下的叙事秩序与结构关联。这种尝试,与其说是为了建构解读中国巧女故事的有效认知工具,毋宁说是为了能够更切近该类型丛故事的共通本质。
王杰文《动画电影的叙事结构——<灰姑娘>的形态学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05期)借助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对动画故事《灰姑娘》进行了形态分析。当我们去除了故事中所有地方性的、时代性的次要特征之后，只留下那些基本的形式，我们就得到一个童话故事或动画电影的“元形式”。其中积淀着人类有史以来的潜在意识，从而具有超凡的稳定性，相对于它而言，童话故事的所有其它因素都是改编者可以自由创造与发挥的。据此，王杰文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种学术理念：形态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是一项工作的两部分，以结构形态描述为先导，以文化阐释为旨归，从对现象与事实的科学描述走向对其历史根源的解释才能构成一项完整的研究。
王玉新《“灰姑娘”母题型韩国电视剧研究》（《中国电视》2006年08期）认为，具有道德劝诫意味而又极富浪漫色彩的灰姑娘的故事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期待, 将这种故事模式引入电视剧,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电视剧创作思路。以韩剧《巴黎恋人》为例, 女主角姜泰英最初在巴黎求学, 由于打工受挫经济拮据而不得不接受一份保姆工作, 而这份工作的雇主就是韩国某大型汽车集团未来的总裁。“主人爱上保姆”,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版灰姑娘剧情模式。综观灰姑娘母题型韩剧, 它们在人物情节上的安排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千方百计表现女主角身世的可怜；其次，和灰姑娘构成竞争关系的女配角的设置；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韩国电视剧发展繁荣的历史还非常短, 但是灰姑娘母题型作为一种重要的韩剧类型, 在这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内, 却也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体现在灰姑娘这一角色的设计上, 它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被动型到积极主动型甚至“野蛮”型的发展过程。
祝秀丽《民间故事重复律的分类、结构与表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1期）从文本、表演等视角重释民间故事的重复律。根据人物与行动的关系,重复律分成三类；根据情节结构,它形成六种结构模式。作者认为，重复律不仅使故事成为既具有长度又容纳宽度的双向维度的叙事链,还作为一种程式化口头资源,通过表演者流畅的表演赋予故事以叙事的丰富性。祝秀丽另一篇论文《重复与变化: 重复律的双重特征》（《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05期）从叙事形式和叙事语法的角度研究了民间故事重复律的双重特征：重复和变化。重复表现为数量上的多次反复、结构上的平行、语义上的同类；变化则包括角色、行动、对象、时空等叙事成分的置换规则。两者是重复律的两个相互依存的层面,使故事兼有变动和平衡之美。重复和变化是重复律的双重叙事特征，也是构成重复律本质的两个相互依存的层面，使重复律在对称、平衡中平添了变化与灵动，在参差、变动中保持着平行与对应。
漆凌云《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形态学研究——以基本功能、序列及其变化为中心》（《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05期）运用故事形态学方法从功能、序列角度对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分析, 发现功能顺序没有完全符合普罗普所划定的功能顺序, 其原因有功能的省略、重复和偏离, 功能( 对) 的移动。但在同一序列里, 核心功能的顺序是一致的。引发故事形态结构变化的因素有主角在情感、经济和地位等方面处于缺乏状态,故事角色的转换,结束性功能的中断或未实现。
哈正利《论回族族源传说的基本结构》(《文史哲》2006年02期）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比较了六个回族族源的传说叙事结构。作者认为，多数文本的叙事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沿着“唐王梦见回回(梦)——大臣圆梦,邀请回回(圆梦)——回回来华,辅助唐朝(请求贤士)——回回想家,唐王给他们娶亲,以求定居(人种和文化的交流)”的顺序来表述。在对不同传说对文化元素组合关系运用的共同性的讨论中,多个文本均是以回回/汉人、伊斯兰教/多神信仰、通婚/不通婚等三对基本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组合来叙事，这正是回族日常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深层结构。
仲林《民族志视野中的叙事表演与口头传统——对<阿诗玛>三类文本的解读与反思》（《民间文学论坛》2006年02期）认为现存的《阿诗玛》文本大致可分为三类, 即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和以传统为取向的三种文本。本文借鉴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学术资源,通过对《阿诗玛》口头文本及源于口头文本的细致梳理和解读,阐明了共时的叙事表演与历时的口头传统对文本形态的塑造作用；并通过对《阿诗玛》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的学术史反思,探讨了改进民族志工作的必要与可能。
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以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01期）认为，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成功地利用共时研究法,从形态学的角度探讨了特定故事类型的内部结构与结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概念和理论命题。本文在追溯形态学方法和共时研究范式的博物学源头的同时,总结了《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一文的理论生产与方法论意义,试图借助索绪尔的思想以及刘魁立的实践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民间文学界,历时研究不是我们惟一可以选择的范式。共时研究范式的兴起,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我们现阶段研究工作所必须的,是学术史上无法逾越的一个阶段。
施爱东在《从梁祝传说的结尾看民间故事的生长机制》（《博览群书》2006年11期）中提出，许多故事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节点”，在两点之间，无论有多少异文，总会有一种最优化的情节，而且，这些优化的情节是民众在故事传播中的自然选择。这种趋于最优叙事的讲述策略，就是民间故事最本质的属性——趋于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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