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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
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
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
既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干扰而已。
——《江村经济》第1页
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地区的民间传统便已受到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最早认为民间传统“落后”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一部分传教士，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浓厚的“异教徒”(Pagan) 色彩以及它与基督教精神的格格不入的特点，于是主张必须将之消灭并以基督教文化取而代之。民国成立以后，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the nation-state) 为口号，中国社会中的现代党派和“漂浮”的知识分子阶层，继承了西方文化的“落后”、“传统”、“现代”的概念，用它们来描述和批判民间的“封建传统”，使农村社会的地方传统成为“现代化的敌人”。无论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分子还是驱动农民进行现代政治建设的意识形态，都对农民的传统文化有“改造”之本意。在充满本世纪色彩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政治对中国汉人社区的传统持续地起着冲击作用。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容忍并利用了部分的地方传统。可是，1953年至1958年间，政治开始把地方社区的制度与经济纳入全国性的集体化运动；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国家采用“极左”路线，试图把文化的彻底变革强加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长期的文化冲击下，地方传统出现了一段严重的空白期。我在塘东的调查证实，到1976年当地的庙宇已荡然无存、祠堂虽在但被改造成仓库、家谱被烧毁的居90%、传统的市场为供销社所取代、明清时期的多种经营为单一的农业所排挤、海外关系的联络极少起作用。在改革的十几年中，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农村经济改革政策，把小型的、封闭式的农村社区转变为国民型 (national) 的经济－社会的意图，成为新时期政治的特点。与其它汉人社区一样，塘东的现代变迁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当我在塘东实施社会人类学调查时，塘东已逐步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与中国其它社区一样，塘东的初级现代化主要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根据村政府的报表，在1950-70年代，塘东的农业占经济成份的比重的80％。发展到1990年，农业仅占20％，而商业与具有商业性质的海产业跃居80％左右。当今的塘东，许多家户以养殖加工海带、紫菜、海蛎为生计；有20％的家户开办小商店；有20-30％的家户从事轻工业生产。塘东是福建省最早引进电脑绣花装置的村子，现有三十余台电脑绣花机，资产达二千多万元。
在研究乡民社会的现代化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所谓“现代化”即是民间社会－文化的消失。例如，韦伯主义者认为，现代化是新的制度化的宗教文化的产生及其对民间传统的取代；涂尔干的社会学派认为，现代化是大众社会与分工合作社会对社区型的社会的取代；社会人类学者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 等人认为，现代化是“小型的”、“孤立的”、“没有文化而有共同祖先”的社会向大型的、开放的、有文化的社会的演进。[21]这一系列的现代化理论虽然偶尔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但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界占据支配地位。例如，英国的吉尔纳 (Ernest Gellner) 自称为新派文化人类学者并对传统的社会科学抱批判态度。可是，当他讨论到“工业化”与“现代化”时，却认为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是认识与经济的不断增长，地方文化的全民化以及新的教育传统的建立。换言之，对吉尔纳来说，现代化即是新型教育与国民经济对民间文化与地方型社会－经济的取代。[22]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至少对于类似塘东村的农村地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否定的结论。在塘东村，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摧毁地方型的民间传统与社会，也不意味着“小型的”、“孤立的”、“只有祖先而没有文化”的社会向所谓“大型的”、“全民的”、“有文化”的社会的演化。相反，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没有消灭传统反而为祖先崇拜、地域分类、传统社会网络以及意识形态所伴随。塘东村政府的干部说：“改革给塘东带来了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它还给塘东带来了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以前，我们如开群众大会，几乎一呼百应。现在，人们都不予参加。可是，当本村的圣迹日佛爷诞生庆典时间一到，群众不需要号召也十分积极。”目前，蔡氏家族的大部分庙宇已得到翻修、祠堂已焕然一新、祖先和神鬼的祭祀大为流行、族谱全已重写、旧的社会关系也已回到社会舞台上来......
民间传统的复兴已经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国内的文化理论工作者认为，“迷信”的复兴是由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松懈引起的；[23]美国汉学界的肖凤霞 (Helen Siu) 则认为，近年来汉人社区传统社会与仪式的复兴是由官方提倡引起的。[24]两种解释都侧重从政策层面看问题，而忽视了民间传统近年的复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并且与改革之后，人们对传统的社区认同、网络及意识形态的需求有关。从塘东的例子来看，民间传统的重建与民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恢复的原因是它们在地方企业形成与社会互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民间传统的仪式与象征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并起到了操演社会竞争的作用，而这有助于民间竞争精神的培养。（3）民间传统服务于对外集资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下文作者力图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在1950-70年代，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以新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取代塘东原有的民间传统社区。根据三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资料提供者的介绍，政府试图把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地域分类制度标准化为村民组织。在互助组阶段（1950年代中期），政府试图进一步把房支与地域分类转变为以“亲堂”为基础的“互助组”。到了集体化阶段（1950年代晚期），政府采用极端化政策把原来的互助组归为大队与生产队。直到1978年，宗族房支制度、民间地域分类及祖先崇拜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加以批判压制。尤其是六十年代初，从外乡（如安海）调来工作的干部由于不是本地人，便更加大胆地利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对塘东的祖厝、族谱、庙宇进行全面破坏。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农村经济改革，推行“生产责任制”，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并提倡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化。政府并把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制度改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与村民小组的制度。但是，这新一套的行政单位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生产联合的制度，而更重要地起着社会控制与国家权力象征的作用。真正在起经济过程社会化作用的，是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与社区认同。换句话说，现代化并没有带来传统的家族房支、姻亲与邻里关系网络的破坏，而是促进了这一系列非正式的地方性制度 (local institutions) 进入功能再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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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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