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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奇警告说，“不要用承载着价值观念的概念开始你的讨论，这些概念已经对整个问题做出预先判断” (Leach，1961：7)。因此在进入到问题之前，厘清Q镇民众对婚姻支付的称谓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婆家的婚姻支付而言，Q镇居民很少使用彩礼的名称，常运用“养钱”、“订钱”与“买衣服钱”等，本项研究的分析框架采用当地关于婚姻支付的地方性称谓。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Q镇婆家的婚姻支付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间经历了“养钱”的消失、“订钱”的出现、婚姻支付项目的增加，然后演化为单一的货币形式“买衣服钱”。对婆家而言，婚姻支付也相应地从偿付手段转变为一种表达文化期望的策略。
（一）偿付娘家养育之恩的“养钱”及其淡化
在弗里德曼看来，订婚时从婆家流向娘家的彩礼，有时会以嫁妆的形式返回到娘家中。它具有三重象征意义：一是感谢娘家的养育之恩；二是标志着女性权利在群体间的转换；三是意味着婆家比娘家优越（Freedman， 1966：55；Freedman，1979b／1970：255-272；弗里德曼，2000：38）。用弗里德曼的观点来解释20世纪40年代Q镇婆家的婚姻支付是比较适合的。在这一时期除了“买衣服钱”以外，男方还要支付给娘家“养钱”。“养钱”数目的多少，要根据婆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娘家的具体要求而定，也就是说，是两个姻亲家庭间协商的结果[7]。据当地居民回忆，当时婆家婚姻支付的种类基本上有两种，即“养钱”与“买衣服钱”。在订婚时，如果娘家同意，就会请媒人或者专职人员“拉婚单”，或者称为“开单子”，用红纸写上娘家的要求，这些要求通常包括“养钱”的数目、衣服的种类，等等。当地也存在一些变通形式，例如在“过小礼”或者“看门风”时，男方把“养钱”准备好，在“过大礼”时开单子，等等。从总体上看，双方就婆家婚姻支付的协商在订婚时基本上达成。当然，“拉婚单”上面的承诺，婆家不一定完全履行，它往往成为姻亲家庭之间反目的口实，以及婚后夫妇之间口角的导火索。
“养钱”名义上是娘家养育女儿的花费，在将女儿的权力过渡给婆家时，婆家有必要对“娘家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并且通过财物补偿以显示权力让渡的合法性。由婆家流向娘家的“养钱”，支持了婚姻偿付理论的解释。同时，“养钱”的支付也使婆家拥有对女方的全部权力，其中包括限制其回娘家的权力等等。在那个时期，用当地语言来表述，就是“得听人家（婆家）摆布，怎么受气也不能吱声”[8]。在这个意义上，娘家就失去了对女儿原有的支配地位，与婆家相比处于劣势。
Q镇的部分居民认为，“养钱”与衣服的作用在于确证姻亲家庭之间的关系，“他那头给你拿点儿钱，这时候你就黄不了了，就是怕黄”，“那是订亲物，给你东西就订下了，想黄也黄不了”。关于“养钱”的性质，一些老年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中一位居民XGQ的看法具有代表性，
过去爹妈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动就翻旧，娘家爹你就是孤老棒子，没有儿子（当地称没有儿子的老年男性为孤老棒子），拿我换钱，你能花一阵。我娘家爹得钱了，卖给老王家了。那是最高的价钱，450块钱把我卖了。过去是叫养钱，俺们把姑娘养活这么大了，给你了，你得给养钱，你乐意买我就卖。这不把我卖了，换点钱花。给婆家就硬卖的，自己不同意。怎么哭，怎么作也不行。我父亲钱都得了，我啥也没得到。
“养钱”在本质上被民众理解为“卖姑娘钱”，其中的女性只是一种交换的对象，对于“养钱”没有任何支配权力。它对代际关系常常形成负面影响，会引起女性的种种不满、反抗与怨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家庭开始放弃这种婚姻支付形式，“养钱”逐渐淡化。居民通常用代际间的情感因素来解释不再索要“养钱”的原因，1953年结婚的MGL说，
那时候兴要养钱，俺们没要，我爹说不行要养钱，那把姑娘卖了。那时候都花养钱，我爹说咱们不指着把姑娘卖钱花。那时候养钱要一石苞米、豆子，或者给牛，都那么的。
如果这是“养钱”淡化的民众情感基础，那么以婚姻法宣传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养钱”具有的买卖性质使其站在国家政策的对立面上，与父母包办的粘连也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对是“养钱”淡化的最主要原因。而20世纪50年代末的“挨饿”又起到了推波助澜地作用，居民在维持生存困难的情况下无力支付“养钱”。于是，多重原因的综合使这种婚姻支付形式退出了Q镇的历史舞台[9]
。而“买衣服钱”不仅保留下来，还增加了被褥项目，在此之前被褥多由娘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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