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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田野工作地点的辽东Q镇
笔者曾将辽东Q镇作为田野工作地点，并于2002和2003两年间对其进行调查，本项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Q镇是辽宁省东部山区的一个中心镇，前身为一个农村集镇，后逐渐变为辽宁省东部山区货物、粮豆、木材的集散地，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山镇之一。其时，Q镇地处奉天和吉林两省的陆路交通要道，山高林密，土匪活动猖獗，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伤害。当地老人对当时“闹胡子”的记忆尤深，相关的故事也以支离破碎的形式流传下来[1]。1925年奉天省长公署以Q镇为中心，划拨周围村屯添设县治，称为Q县（清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13）。如今，Q镇是Q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离辽宁省的省会沈阳146公里。镇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土地的分配格局为“八山一水一分田”。镇内大多数居民为非农业户口，周边的村屯农业较为发达，主要从事稻米和蔬菜生产，是Q县蔬菜保护地生产示范基地以及优质稻米的重点产区。Q镇是整个Q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据当地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全镇的社会总产值为121822万元，人均收入为3372元。Q镇的中心位置与经济发展程度对于当地民众的通婚半径，以及婚姻支付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根据2002年Q县统计局所给的数据，Q镇现有人口85195人，共计32538户，其中两代户的家户形式占有较大比重。按照1990年Q县的人口普查资料，二代户的家庭占绝对优势，为72.3％，一对夫妇户占9.24％，三代户和四代户的比例不足10％（参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口普查办公室，1991：43）。这些数据说明，当地很少有大规模的家族形式，三代同堂和四代同堂的家户形式也较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年轻人倾向于婚后“出去单过”，户口另立[2]。当地的家户结构形式也是讨论婚姻支付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宗族世系理论在Q镇的个案中找不到引以支撑的实践形式，父系继嗣优先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原则就更需要重新审视了。在这样一种区域社会的结构中，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发挥着同样的社会整合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阎云翔关于下岬村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Q镇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地区，民族构成有满族、汉族、朝鲜族、回族等10个民族，其中满族与汉族一直占据主体位置，两者占总人口的85%（清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651；清原满族自治县人口普查办公室，1991：10-15）。据县志记载，三百年多年以前Q镇最早的八户居民中就有六户为满族，其余两户则为汉族（清原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61）。除了民族的差别以外，由于在历史上从关内到Q镇的人口流动从未中断[3]，镇内居民还有“东北人”和“关里人”的主位区分。移民多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等地，其中山东移民占多数。民族因素和来源地因素使得镇内人口的异质性加大，为居民在镇内择偶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4]。移民也与当地家户结构的形成有着很大关联，这也是Q镇缺乏大规模家族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移民也使得非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姻亲关系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Q镇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以及居民的构成显示出其独特的区域性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当地择偶的范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对中心的地理位置、两代户为主体的婚后居住制度，以及1980年以后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5]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居民在镇内择偶。也就是说，Q镇的通婚距离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大体上重叠。这种亲属制度与区域安排之间的关系，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极为看重的一个方面，他将其视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认为，
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亲属制度与区域安排的联系方式，这一点过去经常被忽略。正是区域，例如村庄里邻居的接触和共同协作，亲属关系才会对社会生活有最为持续的影响。（Radcliffe-Brown，1987／1950：84）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这一观点，对于认识Q镇通婚距离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帮助。邻近的通婚距离使当地社会关系的网格细密化，它将越来越多的家庭牵扯到姻亲关系中，例如 “转圈亲家”[6]等。同时，它也加大了两种以上社会关系重合的机率，从而增加了个体感情卷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程度。而居住的邻近，又使得一种持续而稳定的亲属协作关系得以形成，“亲属路线”（费孝通，1998：276）在Q镇得到最大限度的遵循。而居住的邻近又为女性婚后与娘家的联系提供了方便，使得姻亲关系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超过血缘关系。血亲与姻亲地位上的变化使老人感到不适应，它也常常成为婆媳关系以及姻亲家庭间冲突的主要根源。娘家希望与婚后的女儿保持感情联系，而婆家的希望与此正相反。社会将两种似乎有些矛盾的角色放置在女性个体上，两套不同的行为规范势必会产生冲突。以前可以通过从夫居的婚后制度减缓角色冲突，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分家另过”使冲突走到了前台而得以显现。
以上有关辽东Q镇的地方性知识，是理解其婚姻支付变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也是找寻婚姻支付变迁地方意义的关键所在。Q镇的个案说明，镇内通婚超越了时间的变换，成为一种持续而稳定的择偶模式。这一方面让更多的家庭牵扯进姻亲关系中，使姻亲关系成为当地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得姻亲关系在当地民间社会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为姻亲家庭间权力平衡的追逐埋下了伏笔。由于姻亲关系在Q镇“亲属路线”以及民间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从姻亲关系的视角理解当地婚姻支付的变迁更具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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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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