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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部书通过饮食文化的评述，向我们透露了黄河儿女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模式，为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十分明显，黄河流域的饮食文化，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疏到精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肌体本能的需求逐步淡化，而精神的需求却逐步增强，把本来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和使体力得以延续的“吃”的问题，变成了“不只是为了吃”。那千姿百态、五彩纷呈的民间食俗，将“吃”与社交礼仪、岁时节日、宗教信仰、婚嫁丧葬、治病养生、悦颜美容、地方传说、艺术审美以及历史人物故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紧紧挂起钩来，甚至融为一体。人们将自己的理想，祝愿与希冀，寄托于食物的名称、形状、色泽和对其来历的解释，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方面的慰藉和享受。那些关于一些名特饮食来历的说明，往往就是一个个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那许多瑰丽典雅、隽永含蓄的菜肴命名，总是包孕着善良的祝愿和美好的情感；那出自山村老婆婆和小媳妇之手、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形形色色的礼馍，每一种都有专门的用场和特定的寓意。未吃粽子，怎算得上是过了端午?未尝月饼，就说不上是过了中秋!除夕之夜千家万户的团圆饭，婚礼上新郎新娘的交杯酒，宴会坐席时的尊老规矩，觥筹交错时的乡饮习俗等等，都远远超越了饮食本身，而成为一桩桩非如此不可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这种种民族心理积淀和公认的价值取向，才是饮食文化的深层意蕴，它们不但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善于普遍联系的整体观念和以综合思维见长的传统文化特色，而且也展现了黄河儿女生活情趣的绚丽多彩和对真、善、美永无止境的追求。
第四，这部书的问世，必将为国际朋友认识他们所说的“神秘的东方饮食文化”提供大量宝贵的资料，有助于我国的饮食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更快地走向世界。黄河流域的民间食俗，无疑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也创造性地吸收了不少北方游牧民族的食俗，但以面食为主，配以各种副食，仍然是这一地区饮食习俗中最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亿万农家妇女，谁都可以做出美味可口的臊子面、炸酱面或浆水面，至于兰州的清汤牛肉面，关中平原的油泼面和山西的刀削面等等，更是脍炙人口，名扬天下。黄河流域本来就是面条的故乡，其品种之多，花样之繁，堪称世界之最。但在国际上，却长期流传着面条是由西方传入东方的说法，这正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学术偏见的又一突出表现。据新加坡《联合晚报》载，因发明速食面而赚了大钱的日本日清食品公司，曾组织好几个调查团分赴世界各地，调查面食文化之根。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的石毛直道教授在总结这次大规模调查结果时说：“公元3至4世纪时，中国黄河流域将小麦经过加工革新，做成面条，为食的文化增添了光彩，并经过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这个结论，推翻了面条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错误说法，肯定了华夏民族在饮食文化方面对人类的创造性贡献。事实上，中国饮食传播到世界各地，绝不只是面条一项。比如，流行于意大利的大黄酒和流行于欧美各国的杜松子酒（实际上是以具有养心安神功效的中药柏子仁为主要原料），都是当年马可波罗一行从中国经丝绸之路引进的。近年来流行于罗马、巴黎，被称为“保健热狗”的一种食品，原来是我国天津的民间小吃——绿豆煎饼。至于遍布世界各国大小城镇的华人餐馆中所制作的中国名菜佳肴，那更是琳琅满目，难以尽述。美国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九成以上的美国人喜欢中华美食。一位美国学者曾称赞道：“中国菜是中国文化永恒的光彩！”而一些日本朋友则断言：“中国‘吃’的文化将征服整个世界!”这些评价，我以为并不过分。前些年，我在赴美访问的过程中，曾应邀在纽约的一家华人餐馆进餐，一进门，就被那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所吸引，那立于门口的福、禄、寿三星大型瓷制塑像，那“恭喜发财”的金字牌匾，那悬于天花板下的精制宫灯，以及从那屋角传来的《春江花月夜》的悠扬民族器乐之声，同门外喧闹的街市形成明显的反差，不但给人以宁静、舒适的感觉，而且暂时缓解了我的乡愁。大厅中的就餐者，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他们对地道的中国菜兴趣极浓，看着他们用不太熟练的“筷子功”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才具体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对西方人的魅力。
我确信，华夏饮食文化既属于过去和现在，更属于未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腾飞，我国的饮食文化将彻底摆脱自我封闭状态，大踏步、全方位地走向世界。许多符合现代营养学的中国饮食习俗，将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接受。我们的民族正以健康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研究自己、发现自己、变革自己、发扬自己，必定能够尽快实现传统饮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这一伟大的转变，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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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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