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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是在日伪统治下，由其它国家留学回来的学者，不甘心日本占领者独霸民俗的研究，在沦陷的条件下，利用其他国家的财力物力，搞民俗研究。这就是著名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他的成立本身就是曲折地对日本的抵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者不可一世，在中国象法国那样国家的财产很受威胁。北平的中法大学南迁后，日本占领当局要强占该校址的。于是法国学者就在那里成立一个研究所，邀请当时在国际上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参加，杨坤先生也参加了，他当时是法国社会学派。1942年7月该所举办了“民间新年神象国画展览会”，展出了各地各年代的中国民间的灶神、门神、神祃十分齐全。还举行了明代版画展，举办了十七、十八世纪法兰西研究中国的资料展览，都是非常珍贵的。到1944年又出了《汉学》刊物。第一辑中有两篇很有国际影响的论文，即：杨坤的《灶神考》和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这期间杨坤先生在清华讲授“家族社会学”，有些文章也在清华刊物上发表，在国际上影响较大。
第七，辅仁大学的“文科研究所”附设的“东方人类学博物馆”很活跃，他们自己编了一个外文刊物叫《民俗学志》发表了不少质量可观的文章，其中有辅仁大学培养的专家写的《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还有外国人写的如希洛克古洛夫的《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在地方民俗研究上有一个叫约瑟夫梯尔写的一篇研究中国“烧替身”的文章，还有研究“春联”、唐代“瓦棺”、中国的“求雨”以及专门研究北京房屋门脸上的砖刻装饰图案的论文等，都有详细附录，影响很大。在当时，刊物出得非常漂亮，外国人称它为“豪华的印刷”。
在地方研究上他们利用传教的条件，深入到他们的教区山西大同。出了“大同专号”介绍和研究了大同的儿歌、婚俗、谜语、节气等。这个组织一直发展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北平时他们仍继续活动，直到解放前才结束。由于这段历史的原因，使华北的民俗学大体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时对东北有相当的影响。
第八：伪满洲国也有三个有关民俗的组织。
1.约在1942年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出了《满洲民俗图录》第一集，研究了东北各种民间风俗，图片很全。对东北各种年节的游艺活动介绍颇详，照片十分珍贵。
2.满洲事情案内所，它刊出的知名文章有：《满洲民俗考》、《满洲宗教》、《满洲娘娘考》、《满洲街村信仰》、《满洲农村民谣集》等，这里的满洲指东北，而不是指满族。
3.伪满建国大学，当时有日本学者叫大间知笃三，他主持成立了“满洲民俗同好会”，也出了会刊好几期。大间知著有《满洲民族杂记》。
由于东北地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政治背景的特殊性，使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民俗学主要的成果都出自当时的日本学者之手。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侵华的御用学者。这一段历史整个都是悲惨的历史，我们自己的东北民俗学，在我国民俗学史的空白上是填满了血泪。
通过以上这十个组织的情况介绍，我想，今天当我们东北地区走上民俗学的恢复、重建、拓荒、创业的新阶段时，对这段惨痛的历史是不应该忘掉的。
当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做的中国民俗调查资料我们也要研究，其中很多东西，我们想再重新采录，已经没有条件了。当时他们的调查意图，当然不是留给我们，但我们仍旧可以把那些民俗资料，当做遗产接收下来，这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东西，以避免走弯路。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加以分析，找出合理的成分科学对待，不能拒绝。这就是东北地区民俗学发展的特殊的历史背景。通过这段历史，看出了民俗学发展的特点，拿近百年历史来说，给我们的启发是：哪个国家忽略了民俗的研究和发展，就会给哪个国家带来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吃了不不苦头。比如人口学，现在想起了马寅初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当时如也能研究民俗学，岂不更清醒些了。中国人口与家庭制度有关系，和儿女有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有关。舞台上也是七郎八虎，八姐九妹。过去哪个婚礼仪式上的祝词不都是“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再不就是“怀抱石榴”，象征“多子”。如果早研究民俗，给党的政策提供依据，也可能就使人口得到一些控制。
现在讲“党风不正”，党风怎么来的?还不是从老民俗来的?民俗学也研究社交往来，正如西方人说：“没有无代价的亲切”象给姨姨、舅舅送礼品，也不是不要代价的亲切，这就是从民俗来的，再不研究它，就刹不住歪风。在座的老同志，谁也逃脱不了民俗的压力。北京也不得不举行两千对的集体婚礼，辽宁有一次就是八十对。但有的是参加了集体婚礼，回到家和亲属再举行一回，还是照样送红包，排宴席。所以说，民俗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得沿着它的规律来引导才行。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这个道理，利用自己的占领条件，提供各种各样的调查资料，从而制订对中国的殖民政策。要搞“大东亚共荣圈”，为了便于统治，有些政策就要适应于他们的占领地的情况。所以他们不管战争打得怎么紧，也不管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他们对民俗这项工作都不放弃。这从反面给我们很大启发，为了搞好建设，应当时刻不忘民俗工作。民俗学本身并不坏，看用在谁手里，如敌人的三八枪，拿到我们游击队员的手里一样是有利的武器，如果我们自己把民俗学拿到手，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会起到积极加速的作用。
一百年前英国民俗学者班尼女士说过：“民俗学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上，恐不能希望过份的贡献，但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效果，当然会从这种研究中生出来，即：统治国对于隶属民族可以从此得到较善的统治。”他又说：“我们倘不研究隶属民族，那么恐怕我们永不会正确的理解他们。我们要记着，亲近和正当的理解，可以生同情，同情可以生良好的统治。”这就是民俗学后来为什么名声坏的来源。
日本军国主义欣起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强调大和民族的“大和魂”的绝对优越性。鼓吹用“大和魂”征服“劣等民族”，为了统治才那样研究中国民俗。东北地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的民俗研究正是这样一种惨状。
今天，八十年代，我们民俗学研究，它的背景不同以往了，经过这么长的坎坷历史，经过几个战乱年代、内乱年代使我们的民族开始了新的觉醒。党的三中全会是新觉醒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决不会让民俗学走上希特勒、东条英机道路。我国各民族是平等的。国际间是独立自主的与各国人民是友好的。因此研究民俗学对振兴中华、把自己的民族志气展现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不能把民俗学摆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不能把他看成可有可无。但是，认为民俗学万能，认为抓它就万事解决了也不对，振兴中华还得发展经济，搞好现代化。但是民俗学是不可缺的，不能使民俗发展总是处于不自觉状态，任其自发自流。我们有好的条件，那就是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指导，就能够排除自身承受的民俗压力。因此，我们那些简单的一般化的作法就不够了。如沈阳抓住一个卖灶神祃的，缴获迷信品几万张灶神祃，请想想他如果不考虑能有几万家买他的，他是不干的。所以我们抓住他一个的同时就要解决那几万户信仰灶神的问题。研究民俗学的立脚点也就在这里。
我们的民俗研究刚刚恢复和重建，一定要注意立足点。要注意时代的特点。据说辽宁现在有扶乩的民间信仰活动，对此，抓起来不可能解决问题，也要研究这问题，要立足于今天的时代要求和特点来考虑。从这段历史的回顾，摆出民俗学特点、规律，以及各个国家利用它的种种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得到启发，非把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振兴起来不可。这个振兴，说它是恢复也好，拓荒也好，重建也好，一定要清醒一点，绝不能走回头路。正象有的同志曾经提过的那样：“可不要把民俗学，一开始走上了老路，以后名声又坏了。”让我们辽、吉两省的同志们共勉吧!现在，很多资料是三十年代的遗产，这要继承，不继承那叫忘本，不合乎民俗。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都是从唯心主义哲学脱胎而来的。要实事求是，民俗学者的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成果那里脱胎的。但是，必须发展，我们毕竟是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是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民俗学。正象高部长讲的那样，那不是空洞的教条。有的同志也曾经给我以很大的压力，他说：“你得突破呀!”“突破什么?”“破坏过去那套理论教条。”但是，我还恰恰是从马恩有关古代社会民俗学的论述中找到很多科学根据，来研究当代民俗的。我深深体会到：现在对过去的要继承，但要看到他的历史特点，然后再发展今天的民俗学。如：方纪生的《民俗学概论》是陈旧的(编者在前言中提到)研究时可用，但不要普及，因为他是唯心观点，形而上学方法，不是从社会根源上看待民俗问题的。这本书基本上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他对奇风异俗注意很多，而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都是日常习俗。我们想振兴民俗学就要注意日常习俗的研究，日常习俗牵涉到的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来龙去脉，过去怎样，又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哪些是已经淘汰的，现在怎么看?那就是史的研究。还有现状的研究，当代民俗的状误解必须随时加以注意。在舞台上，吉剧《包公赔情》中包公叫一声嫂娘，听众也掉泪，那段正是民俗，亲族制中的“乳亲”问题，因包公是吃嫂嫂的奶长大的，“老嫂顶母”。像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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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丙安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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