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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落之间定期的礼仪互换仪式
我在调查中注意到，幡会中的“艺术”表演，首先必须符合两村之间礼仪表达的需要，而不是一种任由个人发挥的“艺术创造”。其次，这种表演还是现实社会中某种等级秩序的表达。就幡会表演的仪式整体而言，它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皇帝御驾亲征、钦差大臣出行或新科状元夸街之类的戏剧性场面。不过，幡会期间凡事由民间的会头当家、包括村委会干部在内的所有人一律听令的制度，又形成了对于现实社会等级秩序的“倒错”或替代，制造出一种与日常有别的、临时性的社会等级秩序。此时的仪式表演，就是对于某种乡土生活理想的地方性表达，既不是纯粹的信仰仪式，也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因为这种文化表达是发生在两村之间互为主客的往来巡演之中，幡会也就具有了村落之间定期礼仪互换的性质。
为时两天的幡会表演，体现出我国乡土社会中所特别注重的一种秩序感。这种秩序感既表现为对于幡神的等级次序的表达，又通过主客之间一定的礼让意识予以体现。如主村的地面幡一定要排在客村地面的后面，两村的会档也要作出先客后主的调整，但灵官旗在前开道、老爷旗居中、真武旗在后压阵的次序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这一秩序感同样贯穿于幡会的整个表演过程之中，两村幡队在预先约定好的时间地点会面时，均须偃旗息鼓，由两边会头按古礼叙话。当会头宣告走会开始，两村的各个会档便鸣锣开道，按照预定规则合编为一队，且演且行。两村各有相对固定的幡会组织，各设会头，互不统辖，任一会档都有一至两名手持拨旗的小会头控制本会档的走会秩序，两村大小会头共有数十人之多，把一个热闹异常、充满活力的狂欢庆典调理得井然有序。
两村的音乐班也体现出这种有分有合的秩序感。两村各有乐班，且以“吉祥班”为名，合演之前各为本村幡队伴奏，混编在一起约30人，成为一支为这一联村仪式伴奏的联奏乐队。联奏乐队的组合方式是，两村的笙、管、笛、云锣、扁鼓等乐手自由穿插组成一支吹奏乐队，而剩余的铛子、镲、铙钹等乐手则组成一支打击乐队。大家都是熟人，相互之间配合已久，一见面有说不出的亲热劲儿，演奏起来配合默契，显得特别有神韵。两村音乐班一起联奏的时间约有两小时，其中吹奏乐队的曲常用牌有《走穴》、《四上牌》、《风火赞》、《出对子》、《柳公丫儿》等，被统称为“敬神曲”；打击乐队演奏的曲目总称“四个条子”，包括《燕滚南楼》、《五气朝元》、《秦王挂玉带》（也称《太主挂玉带》）、《白玉莲》、《粉蝶》、《大煞尾》等，另外还有《前三身》、《后三身》等。《大煞尾》是最后使用的一个曲牌，实际上也是结束曲。但作为两村会档之一的吵子会和挎鼓锅子会则保持其独立性，而且被有意分在了传统32个会档中的第14位和第28位，以便让他们互不相扰，各显其长。
两村在元宵节期间定期的走会游行，其实类似于村民之间在过年时节的姻亲走动。所不同者，前者是村际之间的礼仪馈赠，后者则是家庭、家族之间的人情往来。这种以村落为单元的“村际走动”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一仪式除了将两村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外，其实还关系到另外一个相邻的村落——板桥村，尽管该村早已退出幡会活动，但现在却时刻关注着幡会活动，随时准备加入进来。
至此，我们对于幡会所以能在这一带乡土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深层原因已有所体认。这是结邻而居的两村之间，以“天人吉祥圣会”相号召，以信仰为依托，以艺术表演为手段，旨在通过定期的礼仪互换达致文化认同、实现社区和谐的一种联村仪式。其实质正如赵世瑜在研究华北地区传统社火活动所发现的，“由于这些活动而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并且发挥着‘文化社区’或‘民俗社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着国家设置的基层行政系统。”[11]正是因为传统村落生活之间差异性的存在，才需要借助一定的仪式表演活动以强化社区内部的文化认同，整合社会秩序，营造和谐社区。在京西幡会的表演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文化理念：两村之间是有差异甚至是有矛盾的，但联办幡会过程中所贯穿并特别予以显示的礼让合作精神，提醒人们村际合作传统的悠久存在，以及定期予以强化的必要；但这种合作并不意味着要以村落疆界的消失或村落个性的消泯为前提或代价，因而幡会仪式中允许保留各自的村落个性，甚至有意显示村落之间分工的不同。两村之间礼尚往来的幡会传统由此得以稳定传承。
结语
京西幡会实际上是一种定期操演的联村仪式。两个相邻而处的村落，以“天人吉祥圣会”为纽带，并特别强调“两村是一个会”，体现出村民谋求社区和谐的群体意志与自觉追求。幡会本身仪式所体现出来的有分有合的结构性特征，显示出两村之间既强调在文化认同中实现对于社区秩序的控制，又强调对于各自村落个性的尊重，从而体现出某种“和而不同”的群体生存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联村仪式这类跨村落的文化认同系统，在近些年来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一方面，由于乡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乡民生活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这类联村仪式自然就面临着一定的传承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见升温，这类联村仪式在逐渐浮出水面、受到一定保护的同时，村际之间因争夺这一文化资源而发生的纠葛也会被放大地展现出来，若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及时地予以恰当应对，甚或举措不当，便极易在乡土社会中形成难解的症结。若此，原本致力于乡土社会之和谐共处、“天人吉祥”的联村仪式，不仅不能成为当今乡土社会中有效的文化资源，反会成为村际之间因“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而恶性竞争的导火索。这或许是一个更应引起警觉、更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原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化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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