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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民俗特性与人文精神所做出的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启示：（一）木版年画是以传统社会的自然民俗生活为基础、以民间文化系统为支柱的；民俗社会发展史中的常态时段与非常态时段，对于年画发展的影响有着明显差异；涵盖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地方性知识、经由地方性文化逻辑组织而成的民间文化系统，是解读传统年画的关键。（二）历史社会中的非常态时段（即社会剧变时期）容易导致对年画艺术中某一特殊功能的急尽功利的开发与强化，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对木板年画的自然发展态势形成压抑甚至破坏；当社会恢复到渐进发展的常态时段，年画又会顺循该艺术自身的某种自然规律变化发展。（三）随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淡化与强大政治舆论压力的消除，张贴年画在现今社会生活中或许会成为一种富有个性色彩的、求新求异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寄寓着某种深藏心底的集体性民俗情感在内。丰富多彩的传统木板年画艺术，无疑是摆放在现代人面前、可用以丰富现代生活的一笔至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四）传统年画有着特定的消费时段，集中于年节岁时与部分喜庆的人生仪礼场合，而现代社会中木板年画的发展则不必完全依靠民俗怀旧情感来维持，还应积极探索出能够在现代生活中满足不同需要的类型化年画。譬如新娘大红大绿的婚服，平时穿着显得土气，在婚礼上穿着则别具一种韵味。人在一生中不能不断地结婚，却可以不断地过年，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个性化年节的热切追求为木板年画的发展预留下不小的空间。（五）值得注意的是，木板年画史上的许多成功之作都既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又非常讲究“审美距离”的设计。这可能与很多人心目中所形成的对于年画这一“庄户艺术”的认识颇不一致。神像中的“神”自不必说，“女学生打靶”的真实情形在近代社会中又有几人看到过？“美人童子”中的美人纤弱缥缈，别说在农村，在都市里也很罕见，其中的“娃娃”则充满仙灵气息，完全无凡俗烟火气。如何最大限度地突破雕版刻印等艺术创作手段的限制，缩短创作周期，在斗方尺幅中找到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焦点与纷繁瑰奇艺术想象的链接之处，或许是传统木板年画能否融入现代生活的关键点。
笔者在具体考察一些年画产地的过程中，确实感到了几分沉重与压抑。当我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久负盛名的年画老艺人已不再鼓励子孙后代传承自己的“绝活”，而一些偏僻乡村的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也感到过年节挂传统年画是多么地土气，我深切地感受到弱势文化在被强势文化所吞噬与同化时那种难以言喻的自卑。对于年画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来说，这或许是最可怕的。已经在不断流失的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保存与新生，而传统木板年画想要在今天有所施为，也必须从它的自身传统中获取滋养。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情境下，传统木板年画如何找寻与培育适合自己的那块社会生活土壤，它该以一种怎样的人文关怀姿态与当代社会生活相适应，连接起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链条，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热切关注与认真思索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造型艺术》2006年第3期）
注释：
[1]艺术民俗学的大致研究理念为：“（艺术民俗学）对艺术活动与民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双向的动态研究。艺术本自民俗社会中产生，也只有参与进民俗社会活动中，才能外化为一种有影响的客观力量，实现其社会功能。民俗生活是流动不滞的，艺术随着所承载的民俗功能的不同以及自身发展变迁的惯性，也就不断地‘别开生面’……艺术民俗学研究正是试图去认识、诠释艺术参与社会运动的全部过程，即不仅要阐明在民俗生活中如何产生了艺术（包括产生了怎样的艺术、艺术如何反映了所处的民俗生活等），还要阐明艺术怎样影响了民俗生活的变迁，民俗生活的变迁对于秉承传统的艺术系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见张士闪著：《艺术民俗学》，第65页。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2]李新华著：《齐鲁工艺史话》，第6～7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王树村著：《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第233－235页。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年版。
[4]马昌仪：《吴地鼠婚俗信与艺术》，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4期，第11页。
[5]李新华著：《吉庆有余话年画》，第93－9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史维安：《四川民间年画及其艺术特色》，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第355－356页。贵阳：贵州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7]刘魁立：《学科建设与学会发展》，载于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年刊》（2000—2001年合刊），第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8]李新华.吉庆有余话年画.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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