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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学人的视野不断地扩大，这既表现于他们在各自的专业研究的领域内的不断地开拓与延伸，又表现于突破了原有的学科的圈子，向周边发展，形成了不少的边缘学科。边缘学科的出现，并不是两个学科的简单的交叉，而是两个学科的联姻，产生出了可喜的宁馨儿。各个边缘学科的成立，也不是随便的巧合，总是一种急切的需要，催促着学人去思索，去创造。因为有这样的需要在等待着，所以新学科一出现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尽管这些新学科还不十分成熟，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张士闪的《艺术民俗学》就是这一批为建立新学科而努力的新著之一。
张先生在一所艺术院校里任教，多年来又是民俗学界的一个积极分子。两个领域里的事情，他都身在其中，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
首先他看到，艺术的各个门类的整体，其实都是由专业的和民间的两部分所组成。两个半球各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又自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民间艺术，作为诸多民俗事象的一部分，在各种各样的乡俗活动中自生自长，几乎从来就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根苗，而且从其存在的环境观察，不难发现民间艺术总是和某一民俗事象血肉相关地连在一起，正不妨称之为“现场艺术”，离开了那个现场，就像山花离开了原野，最成功的移植也不过是带露折花，虽然“带露”，终于是折下来的一枝，不可与生在山野的一群同日而语；专业艺术家的作品与民间艺术大不相同，尽管他们的作品到底要融于社会，其产生的过程却是艺术家本身的个性张扬，这些作品的发生与发展大多数情况下与他们的成名成家方向是一致的。有人说民间艺术是“集体无意识”，那么专业的艺术也可以叫做“个人有意识”了。如果说民间艺术是漫山遍野的山花野草，专业艺术也可以比之为名园名墅中的奇花异卉。正如所有的奇花异卉都来自广阔的山野，专业的艺术也总是不断地从民间艺术中吸取着营养。但是在许多时候，从民间吸取营养的专业艺术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总是站在专业艺术工作者的立场上来审视民间艺术，他们欣赏民间艺术的“拙味”、“野性”、“满盈”、“原始”等等，而在欣赏的同时，很多人已经在考虑怎样把这些东西收容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而这样的观察与吸收，往往不免停留在表面，甚或会是民间与专业的双重失落。张士闪先生在他的书中说：“‘艺术民俗’是一个意指含混的、无限纠缠的概念。”其所以含混，所以会无限纠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论者总是以单一的专业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与专业艺术有关联但有更多不同的民间艺术。
更进一步，在民俗学界活动多年的张士闪先生看到，一个深刻了解民间文化的艺术工作者，他的创作的潜力会达到博大精深的地步，而要深刻地了解民间文化绝不能只在民间艺术的圈子里讨生活。因为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是血肉相关地连在一起，为了艺术要了解民间，为着了解民间就要像一个民俗学家一样，要有民俗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也要像民俗学家那样深入基层，参与田野作业。他引导他的读者走进的广阔的天地，和民俗学家没有什么不同，居住的民俗、服饰的民俗、饮食的民俗、生产交易的民俗、家庭村落与民间组织、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民俗等通常民俗志分类的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他所提出的艺术民俗的研究系统中，特别强调了“社区调查”的方法，他说：“这是艺术民俗学最为看重的一种基本方法，堪称是其生命线。其特点是亲自到调查对象所在地，调查记录社区内艺术事象，采集艺术物品，为艺术民俗学研究提供资料。”为了强调亲自调查的重要，他特意将几种供研究的资料作了比较：“古今文献中保存有大量的艺术资料，是过去人们经由调查、搜集、记载、转述而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只能算是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根据这些文献资料进行某些艺术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满足于此，还必须对一些社区艺术事象进行专题性调查。通过这种调查，他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增加对这一领域民俗生活及社区艺术的感性认识，有时甚至可以修正补充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他反复举例来引导读者加强对于实地调查的认识：“我国老一辈民俗学家都特别强调民俗调查的重要性。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惠祥教授曾说：‘民俗学家的采集民俗像古董家的采集古董一样，越多越好，只要材料无误，不必一定要加以意见。这种材料多一份，民俗学家的基础便增一份，就像建筑屋子一样，砖石砌高屋子也成了。所以凡能采集材料的便是对民俗学有贡献”，得出的结论是：“一部现代中国民俗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众多学者从事民俗调查的历史。”
张士闪先生是一位在艺术高校执教的教师，《艺术民俗学》是一部教材。张先生在讲授《艺术民俗学》时，不仅有课堂教学，同时还作了切实的计划，要组织教师与学生，形成一个能工作的团体，每年一次或数次，选择民间文化资源丰富的地点，作深入地采访，积累实物的、录像的、摄影的、录音的、笔记的各种材料，整理成一个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这样的基础上，所有参加者都可以作自己选取的角度的研究。并且，年年积累，造成一个有明确方面的研究点。在这里，既有展览，又有第一手的众多资料，更将有一批参加过许多次调查的研究者。
这样，《艺术民俗学》几乎是引导艺术家成了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家和艺术研究者的身份，更没有忘记他们在艺术创作与研究方面的终极目的。换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张先生引导艺术家，到民俗学的原野上参加了实际的工作，并且在这一片原野上，建立了他们的创作或研究的基地。
沿着《艺术民俗学》的方向发展下去，对于民俗学和艺术的研究与创作，都可能发生一些与前不同的变化。在艺术的研究与创作方面。一批有了民俗学基本知识，并且有了田野作业经验的艺术家和从事艺术研究的专家，其作品和论述，一定是更具民族和地方的色彩，而且由此向更深入的方向前进，必将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崭新的境界；对于民俗学来说，本来就有这样的需求：将各种民俗事象分类以后，希望在各个相对的微观的领域中，有人来作特别细致的调查，集众多微观的调查在一起的宏观调查，才是一种真正宏观，而非只有一个大框架的宏观。艺术民俗学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集中了有艺术专业的人，在民间艺术的范围内作重点的调查，调查研究积久成大器，民间艺术这个方面便会丰富清晰起来。由此可以进一步设想，在民俗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建立一个边缘的学科，都作各自方面的调查。果能如此，则不仅各方面都会有丰厚的资料，都会自成系统，整个民俗学也可能因此而发生某些质的变化。各个边缘学科都从民俗学中得益，民俗学也在各个边缘学科的发展中日益壮大。这是多么引人的一种前景呵！
从这许多方面作了思考以后，《艺术民俗学》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甚多，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所未及的吧！
(原文刊于《齐鲁艺苑》2002年第4期)
文章来源：胶东在线：2007-04-03 15:43:4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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