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受苦人”的弱者或底层历来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历史中的无名者、无声者、无面目者。底层在历史叙事中的无声和隐形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二是由于斯科特所概括的底层行动的特点，其所使用的“弱者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和“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遮蔽了底层行动的独特轨迹。可以说，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种掩盖痕迹不仅可使从属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Scott, 1985，1990）。

　　在福柯的权力的慧眼中，底层在历史中的显现，只有当权力的光线照到他们的瞬间。“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福柯，1999）。

　　底层研究者们虽然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追求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有关联，但却不同意将底层历史纳入西方现代性的精英叙事中。在他们看来，所谓“自下而上的历史”会使西方现代性叙事更为详细、完整，但是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和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因而底层历史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斯皮瓦克在其著名的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历史书写中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底层可以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讲，底层不能发出声音（Spivak, 1988）。精英史观的非历史方法“明显遗漏的是人民的政治”，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Guha & Spivak, 1988, 39-40）。肯定底层政治和底层意识的“自主”存在是编纂底层历史的基础与前提。

　　与精英史观相反，底层史观主张历史上未必存在拥有笼罩一切的完整的意识统治角色。倘能解决“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现代知识的整个领域就向底层历史敞开了，原有的研究主题诸如殖民统治的扩张、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的兴起、教育、新闻，特别是现代国家和公共制度，都可以成为底层历史写作和底层研究的主题。底层研究小组致力于批判精英史观的要务之一就是编纂底层的历史。古哈在《底层研究》的导言中指出：“长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观长期被精英主义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义精英主义，也包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查特吉，2001）。底层史观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底层研究关注不同时期农民起义的历史，他们发现一些材料，可以从中听到底层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但这类材料实在是太少了。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以新的方法阅读传统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官方）文件。研究底层的历史学家们创立了若干新的方法，可以站在起义农民的立场上阅读那些对立的官方机构建立的关于农民起义的报告，并因此为起义意识的研究投下一注光亮（查特吉，2001）。

　　在原有的历史中，底层是一种缺失的叙述，不在官方话语的讲述之列，在任何一种叙事中都没有底层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地位。补充这段叙述，或者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认识论要务 ——从中生产出新的知识，并使之成为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一个领域。这一知识领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要仰仗普通人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而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期社会剧变的中国农民的讲述中，“苦难”的历史构成讲述的重要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底层研究是在尽力从精英史中挽救底层的历史，却不可把底层史视为单独的领域，它与精英史相互交叠和依赖。正如古哈所述，底层的另类历史是整合性的知识，因为它将一切断裂、流失与忽略明朗化。藉此，可以更加公正地考察印度反殖民主义的完整经验（Guha & Spivak, 1988, v-x）。

　　底层历史和底层研究是我们探讨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学术资源。我们需要从底层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杜赞奇曾指出：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民族历史制造出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进化的民族共同体。而事实上民族却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其历史也并非线性的进化过程。杜赞奇进而提出以“复线历史”（或分叉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并由此完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任务（杜赞奇，2003：1-16）。通过超越线性历史的目的论来拯救历史的努力固然意义非凡，但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成果却未能实现其许诺。正如李猛尖锐质疑的：“分叉历史”要充当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喉咙，但杜赞奇的“分叉历史”真的能够（甚至是打算）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吗？李猛通过对农民口述历史的分析指出：和线性历史相对的，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一种反叙事。即使有什么和杜赞奇的所说的“线性历史”相对的，也只是一种拒绝叙事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一种身体记忆（李猛，2001）。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口述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并不是要“粘合历史的碎片”、“填补历史的空白”或“治疗充满病患的历史”。底层的历史不是为官方史、精英史拾遗补缺。口述历史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的立场，倾听无声的底层发出的声音，记录普通生命的“苦难”历程，书写从未被书写过的生存与反抗的历史。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或者代替他们书写历史，而是力图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②]而研究者除了将这“历史”记录下来，还须结合社会理论做出分析、加以表达。就此而言，相对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我们的努力将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即记录和重现“苦难”的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的运作逻辑。

　　苦难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的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苦难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由于“苦难的社会性”，个人讲述才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这也是个体性的“苦难的讲述”能够成为历史的原因所在。而以往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讲述通常被淹没、被遮蔽的原因，就在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苦难”的社会属性（social suffering）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揭示“苦难”的深刻根源。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但它决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而是关系全体人民生活和命运的历史过程。千百万普通人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这样一段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当然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有着共同或不同命运的“受苦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无疑是历史巨轮下的铺路沙石，然而被碾压的沙石难道就不应该被关注、被记录、被表述吗？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将文明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命题才真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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