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莱曼等在其主编的《社会痛苦》（Social Suffering）一书导论中明确指出：书中的文章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化的特定版本建构道德困境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日常实践如何将社会经历变成了“自然的”或“正常的”，从而模糊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治的和专业的过程有力地形塑了对社会痛苦类型的反应，这些过程包括权威性的和经过论证的对于集体苦难的认可，因而研究所要面对的更为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痛苦是如何在社会中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过程的对于痛苦的承认又是如何获得和抑制的（Kleinman, 1997：1-23）。

　　布迪厄更是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并由此阐明自己的研究目的：“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他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屏蔽，这些屏蔽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他还要动员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和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而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人们的反感、苦恼、绝望（布迪厄、华康德，1998：262-280）。

　　在《世界的苦难》的描述中，社会疾苦存在于种族问题、邻里关系、黑人贫民窟、基层职能部门、工人阶级命运、教育体制、家庭代际关系等几大领域中。其来源被布迪厄归结为与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同时出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撤退”；它们可以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上国家的退出及公共服务的枯竭、国家体制中的“制度性自欺”、由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工人阶级涣散和劳工运动的消解、教育体制制造的社会排斥和集体失望、与所有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家庭代际关系的断裂等等；所有因处于特定结构而感受到的“位置性痛苦”（positional suffering）和与集体衰落相伴的个体遭遇都可以归结于苦难的政治根源——社会性的丧失和国家的运作（Bourdieu, 1999）。

　　布迪厄看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经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不难想象，无从宣泄的痛苦必然导致怨恨，而“怨恨是人类苦难的最深重普遍的形式；它是支配者强加在被支配者身上的最糟糕不过的东西”。因此，研究的目的正是要“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已’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由此我们看到布迪厄所说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结合。“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因此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generosity）的工具”（布迪厄、华康德，1998，263-278）。

　　在此我们之所以大段引述布迪厄的论述，是因为从布迪厄等人对于社会苦难的调查、揭示和寻找原因中，可以体验到“社会学的的确确有着除魔去魅的效果”，亦不难体会到一种博大、深邃、浑厚而且充满悲悯的心灵。而对社会苦难的发现、表述和分析，正是我们面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口述历史进行分析的一条重要思路，这种思考和探讨基于将普通农民的生活史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的努力——对“苦难”经历的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底层人民的生存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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