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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动经济
骥村的一些老人曾经告诉我们：回回运动这村都少不了，上边有什么，这儿就有什么，还常常是典型、试点。就连关系生计最紧密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不例外。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经济时期，骥村的生产过程呈现为一种运动型经济，即以运动方式发动和组织农业生产的过程。当地的适种作物主要有谷子、高梁、玉米、大豆、马铃薯和其他一些杂粮，历史上也是以这些作物的种植为主。但是“集体管着的时候，是统一的，让你种甚就得种甚，那阵人饿着呢。上边管着，主要就是打粮，打粮为基础”。比如夏季种的麦子，因为山地缺水，产量很低，还费肥料，费底垫（投入），所以种麦子就划不来。农业社时期一年打的麦子，交了夏公粮，社员自己也吃不上。“分多分少一年一个人也就分个三升，合十来斤，有四五口人的家庭分个几十斤麦子。一斗麦子是三十三斤，磨成面能磨个二十四五斤，二十四斤面还白着了，如果二十六七斤面就不太白了。有的人家一年就吃上一顿两顿的，再就是来亲戚吃一顿，给娃娃吃一点，大人就不吃”。 在运动经济的极端时期，种什么，怎么种，要达到多少产量都是上边规定和下达的，不论当地环境是否适合种某种作物。在文革时期，骥村还曾经种过叫作“江青一号”的玉米。一位村民说：“那阵种地没自由，说话也没自由”。80年代实行责任制以后，麦子就种得少了，1982-1983年以后就没有了。谷子、黑豆是一直种着，分田到户以后，葵花、烟草等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是新添的作物品种，既作为“副食”（农户自己的重要消费）又顶“经济收入”（能卖钱）的洋芋（土豆）也大面积地增加了。农户的白面消费大大增加，但完全靠卖出黑豆、洋芋再购买白面。许多村民告诉我们：现在一年吃的白面过去五年也吃不了。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运动骥村确实经历了不少，例如 “杀狗运动”，“打麻雀运动”，“打水窑运动”，“密植运动”，还有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箍洞造平原”等运动，都是以运动形式出现的生产活动。这种“运动经济”在大跃进时期达到一个高峰。一位老人曾气忿忿地回忆起当年“杀狗肥地”的事：“大跃进那阵瞎胡弄了，叫深翻土地，挖地三到五尺，还把全村的狗都杀了，见谁家有狗就打，连社员的照（看）门狗都给杀了，假传圣旨，说是狗肉的力量大，说是能打多少粮食。打死了狗，皮子给了主人家，肉拿去先在锅里煮了，再腐臭了，臭得止不定（让人受不了），再把地深挖三尺，压青草，把狗肉埋到地里当肥料。结果是把苗都烧死了，全死他妈×了。狗肉太过了，庄稼非死不行，和人吃饭一样，太过了不行”。（见访谈记录yjg010msl）
在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骥村也掀起了修梯田、造平原的热潮。当时的村支书回忆说：“大寨我走了一回，是县上组织去参观的，咱们庄上就去了我一个。咋去了串了一天，早起山上串了一顿，看了一顿，头黑就坐车起身了，在大寨饭也没吃，只在阳泉吃了一顿饭。回来就修梯田，那就是学大寨了，人家修梯田，咱也修梯田。水燕沟那坝，官道山沟那坝都是我们亲手谋虑打下的。一车一车推的土，一行一行打的坝，那就是毛主席那阵发展水土保持，打坝修梯田了嘛，打坝为整下平地，好种地。我们社员还吃不上粮食，连口玉米也吃不上。总是喊革命，革命有多好，多好，好他娘的×。你要吃口玉米还要出钱儿跟人买的你才能吃了。后来学大寨就不提倡了”。（见访谈记录yjg006mrj）
这类“运动经济”虽然有些也给日后的农业发展带来些许好处，比如修下的梯田，建起的水利设施日后仍在被使用，但运动的主旨并不在于此。自上而下发动的生产运动往往并不顾及一方水土的特殊性和运动的实际效用，其夺人耳目的形式、轰轰烈烈的声势才是更要紧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的表演性才是其目的，仪式过程及其象征意义超过了实用性的考虑。而这些运动在全国一盘棋的时代，当然绝不仅仅限于骥村。
3. 神圣形象与象征的替代
作为一个历史与文化的“时空坐落”，骥村的外观包括建筑、文物、雕刻铭文中留下了几个时代的痕迹：地主集团修建于不同时期的窑洞、城墙、门楼、桥梁仍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功用；当年地主的高宅大院因毛主席和“亚洲部”曾经居住现已辟为“旧居”革命纪念馆，供人瞻仰参观；许多运动时期的大字标语如“人民公社好”、“农业学大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一些毛主席语录仍依稀可见；一些农家的窑掌上仍然以日出东方红及“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作为装饰……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其间演义了几个时代的世事苍桑和人间的悲喜剧。
作为实物已荡然无存但仍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那座著名的牌楼，四十岁往上的村民几乎个个都能讲述有关牌楼的各种细节和他们的有关感受，譬如那座牌楼如何高大、修造工艺多么精良、上面雕刻的动物、花草多么逼真而美观、牌楼上挂的铃能发出多么悦耳的声音而且能从铃声辨别出刮什么方向的风……；至于什么人建造了牌楼、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工，以及他们儿时如何骑在牌楼下的石狮子上玩耍、过路人怎么在牌楼下避雨、女子们如何从碑楼的石雕上拓花花，人们所能讲述的故事就更多了。这座远近闻名、号称陕北第一的牌楼原本是为旌表马光裕堂长门的文选之妻守节尽孝而立的节孝牌坊，作为骥村的标志而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它却未能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扫荡。村民们回忆说：文化革命时打的牌楼，开始打不动、推不倒，基础太结实了，后来在牌楼底下钻上眼，放炮轰倒的。那可是个好牌楼，在这地方再也找不出那么好的了。
骥村的庙宇也大都是文化大革命时砸毁的，龙王庙、菩萨庙和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都在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手下变成一片废墟。“老人们说不要砸，可红卫兵说你管着吗，红卫兵嘛，想咋就咋”。只有马氏地主的“新院”因作为“旧居”革命纪念馆而未遭任何破坏。“旧居他敢破坏？县文化馆派人看着了”。
奇迹般地保留至今的文物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两块赈灾碑。在文革期间，造反的革命青年也要砸那两座碑，说那是地主阶级的遗留物。但村里人不让砸，他们坚持说那是穷苦老百姓立下的“救灾碑”“救命碑”，并且砖砌泥抹把并排站立的两座碑整个盖住了。后来在骥村挖防空洞的解放军工程兵4785部队在抹平的泥面上画了毛主席穿军装站像。时间一长，泥皮就脱落了，后来在农业学大寨时县文化馆的人又在上面重画了一个拿着铁锨的女农民形象，还利用这块空间办过黑板报。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某年，村民们才铲掉泥灰，洗去尘土，恢复了赈灾碑的原貌，让它重新站立在村落公共空间小桥滩的原来位置上，代替那座陕北第一的好牌楼而成为村庄的标志。赈灾碑在文化革命期间被保护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一种隐喻。
4. 正面典型与反面形象及羞辱仪式
作为革命仪式而存在的运动，追求气氛声势上的轰动，最偏爱形式的整齐划一，因此“抓典型”、“树样板”、“学榜样”就是经常使用的发动办法。在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环境中，我们一点都不难理解在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完全雷同的运动方式存在。诸如前面提及的看似荒谬的“杀狗肥地运动”、“打麻雀运动”在全国都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仪式的发动需要典型，需要榜样，骥村本身就经常作为运动的试点、典型而存在，“这庄是一有运动就在前面”，而典范人物也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调查时的房东女主人曾经是当年的模范人物，她不时回忆起当先进典型时的经历和感受：“我那时是青年积极分子，净出去开会，乡镇、县上、地区、市里、省上都去过，都是去开会。开会领奖状，我还在大会上发过一次言。开罢大会还叫你开讨论会，都得发言，说你有甚感受，有甚感想，回去后准备咋介咋介办。回去后还要给村里人传达会议，我认不下几个字还要记笔记，为了传达。在镇里还让我们这些先进典型去飞机场参观过一回战斗机，上去看了看，坐了一下，没飞起来。现在想起来，那阵真是憨（方言：傻的意思）着了”。（见访谈记录yjg015crl）
领导动员，模范带头，人人表态是政治仪式的常见程式。“会说话的要说，不会说话的也得说”，人们现在还能回忆起不善表达的某某人表决心时把话说成“走迟回早（应该是回迟走早），要把羊拦好”，结果大家都笑成一片。
与正面典型相对的反面形象也是政治仪式中每每出现的。土改中斗争的对象是地主分子，如前面提及的吊打地主事件；公社化大跃进时斗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和落后分子；四清运动中斗的是四不清干部；到文化大革命时批判斗争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原来的五类分子遭到批斗，一些普通村民因临时性的“过错”、甚至说错了话也被“上纲上线”，开会批判，如我们房东的老父亲，养了两个羊还被开了批判会；“那阵个人甚也不能做，做错了就给你办学习班，卖几个馍馍都批判；每月出勤少了就扣粮、扣工，还开大会批判，那时会可多了”。
这种开会时“领导在台台上坐着，地主（或其他批斗对象）在滩滩里站着”的批斗会其实就是一种羞辱仪式，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几十年斗下来，人人自危，其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支配和对人格变异的影响可想而知。
5. 政治仪式与信息传递
人类学有关仪式的研究十分关注仪式与象征对于知识与信息传递的作用，这些知识与信息关乎特定群体与文化的生存。就政治仪式而言，信息的传递沟通同样至关重要，舍此动员和唤起的过程就无法完成。我们在骥村听人们讲述所经历的运动时，常为某些政治仪式功能的普及和有效感到惊诧，例如，文化大革命中，骥村这样一个相对偏远、闭塞、交通不便的地方也和全国通行着相同的做法，即传达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对一个小小山村来说，北京、中央只有在此情境中才是近如咫尺的，由此可知仪式传递信息的惊人效率。
现在细分析起来，这种效率大概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连通各家各户和公社的广播系统。骥村的有线广播网始建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终止于改革开放以后。“文革那阵家家都拉了线，安了喇叭，是通着公社的，老有广播。早上一广播就得赶紧起身下地”。“（有线广播）每天广播三次，早上人还睡着它就来了，中午一次，晚上七点还有一次。广播的内容有新闻，中央台的，省台的，还有县上的、公社的事儿；有时候表扬好人好事；还唱革命歌曲等等” （见访谈记录yjg015crl）。骥村大队当时还有自己的高音喇叭，还有一个四音机，有话筒等设备，有事时可用来发通知、叫人、召集开会。骥村的有线广播系统在分田到户以后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农户剪了广播线作为他用，如用做晾衣服的铁丝，或做了电视机简易天线上的配件，这倒是继续发挥其传递信息的作用。
在文革期间影响了骥村政治生活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在此驻扎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当时在“深挖洞，广集粮”的最高指示指引下，解放军工程兵某部一个营在骥村周围的山峁之间构筑防空工事。多户地主家的窑洞都被勒令腾出来给他们居住，他们以“支左”的方式参与了村庄的各项政治活动。比如最新指示下达时，经常是部队先从自己的通讯系统得知再及时传达给社员。他们在村里、社员家里营造革命的环境，画伟大领袖的像，书写革命的标语、口号，抄毛主席语录，这些革命的象征今天仍保留下来不少。他们还帮助揭露、批判地主、指导训练民兵队伍、帮助政治学习讨论等等。社员们除了帮助部队修工事、背石头、拉沙子以换取少量的玉米面补充糊口之不足以外，也跟在他们后面参与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骥村的生产、生活也一度出现半军事化管理：除了经常性的民兵训练（基干民兵都发有枪枝），社员们上工、下工也改用吹军号作为通知方式，大队、生产队模仿部队建制编为连、排。人们回忆说：“那阵连这老农民出工、收工、开会都得排着队唱着歌”。
政治夜校是运动时期传播灌输知识的又一重要方式。骥村在70年代办政治夜校大约有两三年时间。按规定16岁到28岁的青年都得参加。每天的活动排得满满的，主要内容是念报纸，读文件，念完还得讨论发言。夜校学习挨家挨户地叫人，不来的必须要请假。学习时间从七八点钟学到九点，有时还延长到十一点。劳作了一天的社员，经常是上边念着，下边就睡着了。但无论真正的学习效果如何，社员们还是在这里知道了“林彪事件”，学会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农业学大寨”、“走资派还在走”等各类革命话语。直到今日，当年参加政治夜校的青年人还能熟练地背诵许多口号和语录。
生产、生活过程的政治化、仪式化，以仪式表演呈现的政治活动，改变乃至重塑了人们的观念领域和精神世界。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仪式的各种形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普通的农民们从原来初一、十五的上香拜神变成每天早晚的请示汇报；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替换了原来的菩萨、龙王；大会、讨论会、批判会、学习班、政治夜校等等政治活动形式，骥村一样都不少。一些村民回忆说： “那阵是民兵训练三、六、九，团员学习二、五、八。连集也不让赶，会也不让赶，打发民兵在村口站着，谁也不让去。这老百姓是叫立正不敢稍息啊”。仪式对于人的支配有一个从强制到自觉的过程，这与传统仪式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大致相同。经历了几十年中国特色政治生活的人们，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治理，生存于其中而对之浑然不觉，有的人甚至能够应用自如。人们可以带着一种轻松、调侃的语气回忆和叙述那段不无惨痛的历史，带着一种怀念说起大锅饭谁也吃不饱的时候集体劳动、开会是多么热闹和愉快；运动，对于不是运动对象的普通参与者来说，特别是对在传统社会中被排斥在社区生活之外的妇女来说，有时就象是“革命的庙会”，它制造了热闹的气氛，拓宽了交际的渠道，甚至具有某种娱乐功能。对于灵魂的治理就是这样，充满暴力、无比惨烈却可以让人渐渐习惯和视而不见。
还是让我们听听亲历近半个世纪国家与人民历史的骥村人的感受吧：“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思想纯粹就和尔个（现在）不一样。为甚了？尔个的人要不挣不下（钱），挣下的时候就只管享福，吃、穿。不象以前的人思想保守，就解开（知道）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积攥下准备置地啊，圈窑啊。尔个的人呢，不买田不买地，今儿弄着就享受。这个社会发展也和运动有关系，（几十年来）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运动，从无有土地到土改分到土地，结果是有些好吃懒做的几年就把土地卖光了，都吃了、穿了、花了，到农业社时候就没个甚球了，结果入了农业社又给他分了一份，这就比别人这个（划得来）了。那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解开受的人呢，屁也不顶，口里节省买下的地也入了社了，买下牲口也入了社了，大家一样。烂（垮台）农业社时，（分田到户）人家是一份份，他也是一份份。最后还是好吃懒做的人落得多。所以说，挣下也不顶事，早起叫你穷不到天黑你就穷了，这从斗地主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尔个就有这种说法：这是不叫你穷，叫你穷的时候，百万元户也不顶事，马上就穷了。国家不耍你，耍玩你你还不得穷？所以，能鼓捣着吃上就对着了，到哪搭说哪搭的话”。（见访谈记录yjg008m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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