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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仪式――权力实践在村落社区中的过程
站在草根社会的立场，自下而上地理解国家权力的对基层社会的作用，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村落社区的历史和家庭、个体的生命历程如何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发生联系，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关联？我们何以能够透过个人生活史和微观层面的民间历史资料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执著于“活着”或“过日子”的普通人何以可能被发动起来，并以一种全民的“积极亢奋状态”卷入政治生活？
解答上述问题，“运动”或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在这半个世纪的时段中，我们经历了中华民族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堪称独特的历史过程，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政治运动作为基本机制与途径，大大小小的运动，一波接一波的高潮充盈和控制着整个社会。与西方生命历程（life course）研究所强调的“事件”（event）不同，与人类学研究经常关注的相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特殊事件也不同，“运动”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中已经成为常态形的动员和运作机制，而不再是突发的、特别的和异常性的。通过“运动”机制，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运动作为社会动员和社会运作的机制，包含大量的仪式性表演和象征形式。或者不如将运动理解和解释为国家的仪式与象征。我们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国家仪式定义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的，民众或被迫或自觉参与的政治（或革命）运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将仪式与象征作为复合的文化模式，认为其提供并支配着形成大众行为的社会和心理过程。正如前述格尔茨所分析的，正是通过某种仪式形式，动机与情绪及关于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才是相互满足和补充的。作为一种“文化表演”的仪式，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即一但成为仪式，便具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便可操弄普通人的命运。具体而言，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仪式成为认同、区分及确定身份、（阶级）地位的标志；而仪式（运动）的发动者握有大多数人的生存资源，因而参与或不参与便成为生死攸关的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农户家庭曾经近乎一无所有，其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权力的恩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极权的经济制度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而达到这种程度的支配，的确具有了生杀予夺的力量。
我们称这种充分发展的仪式为“文化表演”，意指人们所相信的宗教象征的功效，亦即它们的“真实性”，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完全产生于非理性的“情绪和动机”。而这些情绪和动机则是信仰的产物。神圣的命题或论述并不是有待于验证的假定，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论断（Geertz, 1974）。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现代社会中，仪式并非不复存在，只是作为生存技术的仪式被作为权力技术的仪式所替代，而此替代发生在标榜以革命性的、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取代封建的、落后的、传统的、迷信的旗号之下。
我们不妨以在骥村曾经发生过的部分事件为例，观察和分析国家仪式在一个村落社区的表演：
1. “翻身”
与所有的乡村一样，骥村也经历了土改运动中斗地主、分地、分窑、分浮财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由于“亚洲部”的在场指导而比较温和，不象周围有些地区那么激烈、残酷。骥村召开斗争地主大会时，周围几个村的群众都来了（因骥村地主所经营的土地出了村，甚至跨了县，周边有的村庄全村都是骥村地主的佃户）。据参加了土改过程的村民回忆，在当时发动的诉苦运动中，有一位村民在大会上给地主提了七十二条意见（看来当时农民还不习惯“诉苦”一词），但具体内容是什么记不清了。人们记忆最深的事件是吊打地主“掏元宝”，或许血腥的记忆是不易磨灭的。当时的骥村老祠堂前有两棵大柏树，被打的地主就被吊在其中的一棵上。一位当时还是孩子的村民回忆说：那血滴溜溜地淌下来，很吓人，那情景到现在还是“真个影影介”。后来其中的一棵柏树枯死了，对此村民们解释说，“并排的两把（棵）柏树，一把柏树吊人了（得到了血的献祭？），所以高兴得长粗了；一把在旁边看着，受了怕了，所以吓死了，原来两把柏树基本粗细一样，斗罢地主一把就死下了”。大柏树的故事传述至今，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流血的恐怖记忆，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恐怖仪式留给人们的印象。
土改运动中的另一项重要程序是“打地主阶级的威名”， 一位土改时已是基干民兵的前村支书回忆说：“当时别的村的群众都说我们村的村民包庇地主，但是中央（“亚洲部”）说了，只打掉地主的威名，不能打死人，在“打威名”的方针之下，骥村与马氏宗族即地主阶级文化有关的象征物几乎被摧毁殆尽。例如被称为骥村八景之一的十七通碑，原为光裕堂后代为颂扬祖先功德先后为马嘉乐及其五个儿子、十一个孙子所立之功德碑，合称十七通碑，坐西朝东，立山面水，由北向南排列，其碑身高大，雕刻讲究，颇为壮观。这十七座碑在1947年被尽数砸毁。再如马氏各支的祠堂及其中的祖先牌位也在土改时被拆毁、焚烧或送到墓地掩埋。例外的唯有两座“救灾碑”，一直被保存至今。“打威名”，实为对原有象征体系的摧毁过程，亦是新的象征－权力体系为自身开辟空间的过程。
识字运动是土改以来直至解放后在农村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骥村也不例外。一位当年参加识字班的村民回忆说：“土改那阵上边号召扫除文盲，我们一些年青人就弄起来识字班，就在寨子上水井边那两眼窑里。白天劳动，晚上识字。参加的人（后来）最大的做到地级干部，还有的是县级干部。从1947年冬开始，有四五年时间。识字班给国家输送了人才”。有趣的是在识字班或夜校里教农民识字的老师多是有文化的地主子弟。“堂号家（地主）的子弟参加革命的，都是在共产党的学校里念书着；没参加革命的，都是在国民党的学校里念书的（当时的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都分为国民党办的和共产党办的两部分，故有红白之称）。立场观点不同，走的路线就不同。有的一家兄弟两个立场就不一样，比如老大一直在共产党这边，老二却一直在国民党那边。从共产党学校回来的就帮助我们办这夜校，还排秧歌，搞宣传队，尽量帮助了。凡是从国民党学校回来的连看也不看我们。中正堂五老爷的几个女子回来就帮助我们排秧歌，搞宣传，给我们上课”。（见访谈记录yjg004mhm）
全国性的“识字运动”可以视为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发动农民的一种方式，而学习文化的确是动员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政权怀着创建一个新世界、建立一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宏大理想，而其面对的却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目不识丁的农民群体，要让他们具备接受一整套思想体系和革命话语的能力，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识字运动”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政权面临巨大的困境所采取的一项治理实践，而这一实践过程本身亦采取了类似仪式化的运作。在陕北革命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包括骥村在内的许多农村地区在普及识字运动时都曾实行过“文化岗”的做法，就是由干部、民兵在村边路口设立岗哨，凡经过人员都须认出他们写下的字、词方可通过。且不论识字运动的效果如何，“文化岗”的做法弄得一些没文化的老太太和婆姨不敢出门，没法回娘家。无独有偶的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岗”变成了“语录岗”，人们得背诵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或一句话才能通过岗哨行走四方。这种“语录岗”只是“识字运动”（仪式）的版本翻新，但其普遍存在却可以证明要使某种思想或主义深入民众，仪式性运作是最为有效的。
“翻身”、解放、天翻地覆、颠倒乾坤，这是对一种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形象表述。就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而言，是其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而这些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在常态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家庭、家族的发迹总需数年乃至数代的努力，财富的聚敛和声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同理，俗话所说“富不过三代”也是指一个家庭因其子孙不肖而败落也有一个渐衰的过程。这种没有过渡时段的骤变，很容易让人想起作为“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的人生礼仪，经过人生重要关口的仪式，昨日的少男少女就变成今日的男人女人，生命以完全不同的状态存在。“翻身”的过程也是经由一套革命仪式而实现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渐变，少有过渡。骥村的一位土改时入党、当干部的老人说：“旧前（解放前）我们是寸地没有的，一寸地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要说有一棵树就是灯树（油灯）。共产党、毛主席来了，土改，都安家落户，都分地分窑。全国的事咱们解不下（不懂），拿这儿来说啊就属我们村的人沾光沾的大了，旧社会属我们这庄里沾毛主席光沾的大，咋介沾光了？分到地，分到窑，自家就不要出租子；人家地主都圈下窑了（且都是上好的石窑，直到今日骥村大部分家户仍住在原来堂号地主的窑洞里，新窑远比其他村庄少），没地主的窑还不是要自己圈了？真是一下子翻了身”。（见访谈记录yjg006m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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