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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社区生活的重要力量
上述几个生活层面虽不足以描述一个村落社区生活内容的全部，但简要的概括已经可以形成对一方文化的基本印象。这是一套物质与精神、道理与实践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包含着实用的生存逻辑与丰富的生活智慧，其形成、变异、延续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关联着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和重要力量的介入。
从骥村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来看，直到我们进入调查的90年代初，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偏远、相对封闭的村落。从村庄到县城约40华里，只有一条崎岖不平、下雨即无法通车的土路。1995年一位香港学者曾因风雨阻隔，又要赶飞机航班，只好背着行装翻山越岭几十里赶往最近的军用机场。国营客运交通远未到达山区腹地，小型的私人客货运输也是一年前才开通的。村中目前尚未有联系外部世界的通讯方式，唯一的一部“电话”还是手摇的磁石电话机，只能通到所在乡镇。从这样一个似乎被现代生活遗忘了的地方不难想见其以前的生活景观，而上面对其生活世界的描述似乎也在表明它的自成一体和自给自足的特性。然而，如前所述，骥村在历史上曾经是非常出名的村庄，曾经与外部世界有过复杂重叠的关系。
1. 扶风寨－大地主集团
骥村首先因马氏大地主集团而远近闻名。由中共农村工作调查团在40年代初所作的一项研究显示，当时的271户家庭中竟有55户地主。这些地主家族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户，而是在大约明代万历年间从山西迁往陕北，后又从绥德经数地辗转迁徙而至此定居。经过数代的繁衍发展，马氏地主成为远近闻名大户富户，当地有”不知县名，却知村名“的说法。经过连年的买地置业，属于马氏家族的土地跨越周边四县，在4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已达13977.5垧，约合48900 多亩。马氏在其居住地周围地区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拥有的土地超出所在地和邻近的两县地域。1933年国民党组织的调查表明，与骥村相邻的管家咀十之八九的家户租种马氏的土地，崖马沟超过90％的家庭是马氏的佃户。1942年共产党调查团的统计列出，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马维新拥有土地超过四千亩。这些土地分为208块，由一百多个佃户租种，地域包括23个村庄。骥村周边数村的人家几乎都是马氏地主的佃户，靠租种马家的土地谋生。在号称“马光裕堂”的堂号地主之外，只有四户小地主，一户中农，其余的全是靠租种、伙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为地主雇佣的伙计、掌拒和少数工匠、商人、游民等，形成所谓“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在清同治六年，为避回乱，马氏修建了“扶风寨”，整个建筑高大雄伟，颇有气势，还有设计巧妙的城墙、门洞、甬道和排水系统，取名扶风寨；此外村中各个堂号地主家的门楼、窑洞也都各具特色，气势非凡，牌匾上多有字号提刻；小河上的石桥、寨口的城门洞、路中的牌楼、村落中心的赈灾功德碑，处处有景；“林泉拱秀”，“扶风保障”，“枢要”，“扶风屏藩”等铭文提刻至今仍历历在目；由于大地主集团曾生活于此，骥村因而具有一般村庄少有的极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致使许多现代的建筑学家仍为之瞩目、赞叹。
马氏地主在当地亦作为强大的宗族而存在，迁至骥村的五世祖马云风，是开创宗族基业的重要人物，他通过运输业、商业和借贷的利润收入不断地扩张土地，取骥村原住居民杨、刘两大姓的地位而代之，为马氏子孙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云风生五子，构成人们所称的“五老门”宗族支系。至云风的三门四世孙，马家又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顶顶大名的马嘉乐。嘉乐学至太学生，其子、孙几乎全部走上科举功名之路，出了正四品二人，从四品二人，从五品三人，及知县、主事等多人，其社会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嘉乐的经营之道继承其祖先的方式，继续扩大土地占有面积，到其去世前已拥有土地七千余垧，五个儿子各分得一千多垧，另有各自的商号、窑房院落及金条、元宝。这五个儿子就是传续至今的“光裕堂”的五个门子。马氏一直实行族长制，有“族务会”负责处理族内大事和排解纠纷，有完善的族规家法。马氏宗族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支持下，做了几件堪称彪炳青史的大事，这就是筑寨、赈饥、修祠堂和建学校。
修筑扶风寨是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当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军进入了陕北，马氏子弟为保一方安全，共同集资筑寨，使附近百姓得以上寨躲避”回乱“。其时还修建了前桥、后桥、南桥和寺沟桥，便利了交通。
赈饥之事有先后两次，分别发生在光绪三年和其后的己亥、庚子年间。其时晋、陕旱灾严重，马氏子衡与其伯、叔及堂兄弟共同捐资万缗（每缗一千文），开设粥场；还开仓散钱粮给灾民。后一次设粥场长达两年之久。此后，周围十多个村庄的百姓为此善举敬立“德惠碑”，村民们称为“救灾碑”。
骥村历史上有过三个祠堂：一称”老祠堂“，又称”顺天祠堂“是迁来骥村的所有马姓的祖祠，其内供奉以云风为首的各门历代祖宗神主；”马氏宗祠“又称”敬慈祠堂“ 是云风的三门四世孙、嘉乐之叔伯兄弟嘉德及其后嗣的祠堂；再就是著名的”光裕堂“祠堂，为嘉乐及其后嗣的宗祠，建在村中最高点的”讲堂“（小学校）北面，为五间两进大开厅，石结构无梁式卧窑，两侧带耳房；内供以嘉乐为首的四代祖先牌位。与祠堂相对应的是祖坟，马氏祖茔位于骥村鞍子塌，内葬自云风始的八代共二十四人，八世孙光裕堂长门长孙钟麟最后抱穴口（祖茔葬满封口）。
标榜“耕读传家”，兴倡供书求学，要求子弟读书致仕、建功立业是马氏宗族的一贯传统。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骥村废私塾，创办新式小学。由子衡在村中最高的峁顶上修建三孔窑洞，称为“讲堂”。办学经费亦由家族解决，教师伙食从光裕堂上学子弟各户家中收取粮油。此后，小学在原讲堂基础上不断扩展，并更名为“扶风小学”。该校在民国政府设立保小制度后，成为国民教育体制的完全小学，接收所有适龄子女入学，费用来自祠堂庙产和政府发放的经费。扶风小学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许多毕业生成为声名远播的重要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马氏后代有多人外出求学、就职，为了联系便利，马氏家族与县邮局联系，在骥村的圪坨里建起了乡村邮政所，定期传送书信、报刊。小学校和不少马氏家庭都订阅报纸、杂志，这在当时仍至当代都可谓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地主集团对于对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构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马氏宗族与权力体制的联系相当紧密。据家谱记载和农村工作调查团当时不完全的统计，马氏家族成员在政权体制中担任职务的有多人：
长门：国士，曾任甘肃直隶州循化同知，安西州知州；
阁臣，清朝文秀才，做过税收官吏，时任米脂县政府建设科副科长；
锺璧，曾就读于北平大学，当时在国统区榆林县政府工作；
荣选，1912年任靖边县县长；
二门：新民，曾在同济大学工科就学，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兼扶风小学校长；
四门：国宾，进士出身，曾在山西做过县长；
润瀛，民国时期曾任保长；
润濂，曾任保长；
五门：凌云，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做军需，时任县参议员；
维新，秀才，时任何岔区区长；（见《扶风寨马氏家族志》）
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以前的村政和“庄事”中，马氏地主集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现在一些老人回忆说：旧时办“会事”，“社头”都是由财主家当的，“纠手”都是受苦人。人家财主有钱儿，过庙会的花费是按地亩数分摊的，不足部分都由财主家出，不再跟穷人要钱了。当时写戏也是“社头”的事，不必跟“纠手”商量， “社头”自己做主就写下了。由受苦人担任的“纠手“就是出力的，负责担水、做饭、迎来送往、安置戏台等等杂事。
旧时的马氏地主集团，精英辈出，其政治、经济实力和通过联姻与相邻的富户大族建立起的关系，使其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强大的地主集团对于所居村落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除了上述在村政、“庄事”，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外，其完整的祭祀礼仪、婚丧典制对于社区的象征、信仰空间也有重要的建构作用。小到生活的细微末节，比如在一些具体的生活方式上，上述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马氏地主家庭雇佣劳动比较多，而且名目多样，分工细致，计有“伙计”（男长工）、男短工、女长工、女短工、工匠（木工、石工、泥工、铁工、柳工、画工等）奶妈、“洗恶水”（洗衣）女工、做饭女工、做针线女工、童工（拦羊的孩子）等。村中的普通人家除了少数外出的工匠外，大多劳动力是围绕着地主的生活谋取其生计的――租种地主的土地和为地主的家庭生活服务，他们目睹耳闻或程度不同地参与地主家庭的日常生活，很自然地接受或效仿。比如在卫生习惯方面，到过骥村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大多数村民很爱干净，无论家里是贫是富，即使相当馈乏的家庭，也收拾得桌明几净，窑内的黄土地面也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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