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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新古典主义社会学到实践社会学
如果从社会学理论脉络和意义的角度来看待孙立平的转型社会学研究，应该专门谈及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即倡导一种“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塞勒尼等人关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抱负就是建立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transition to capitalism）的新理论。这一称为“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理论对古典社会与经济理论和后资本主义理论传统都有所借鉴，但又都与之不同，其核心目标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并不存在握有恒产的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塞勒尼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塞勒尼等，2006，39）。
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仅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它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多样性。更进一步的意义是，既然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实：在没有私人资本家的情况下，由不拥有私人资本的技术-知识精英打造了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必然会导致对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古典社会学核心问题的重新理解。他们力图将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颇为相像，它将主要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特点”。“对马克思及韦伯来说，问题在于：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们假设目标已是给定的”。古典社会理论将注意力聚焦于这些“前提”之上，即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前提。然而“今日的资本主义却是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打造出来的，是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行动者、起步于最不可思议的出发点，却恰好是正建造资本主义的人们”（塞勒尼等，2006）。新古典社会学正是由此起步，探寻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新古典社会学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挑战也正在于此。应该说，中、东欧的市场转型过程为“新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如果说塞勒尼等学者是韦伯传统的继承者，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应该说“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构成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尽管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基于前述布洛维对塞勒尼等人的批评以及他对“自下而上”视角的强调，可以认为他对社会转型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 （bringing working class back in）。在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一书中，他执著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正如沈原在概括布洛维的研究时明确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正在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判断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沈原， 2006，）。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看到转型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准确地说，这一点，同样具有社会学理论上“新古典”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布洛维指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搜集更多数据的常规的社会学，而是重新认知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革命的社会学（Michael Burawoy, 2000）。
无论是“新古典社会学”的精英视角，还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视角，在研究社会转型中无疑都有其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但在孙立平看来二者都更多地是一种行动者/社会结构视角。那么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超越性的研究路径和策略呢？以什么来超越结构视角呢？这就是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和“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概括地说，这一取向是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或者说更为强调从关注结构到关注过程的转变。
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组织、要素、行动者等结构性特征上。在近年的研究中，以孙立平为代表的研究同仁一直在倡导一种实践的社会学。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也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性。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什么是实践？什么是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孙立平认为，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实践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实践社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实际上，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或者说，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根本设定。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而面向实践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
应该说，实践这一概念，是布迪厄领回来的。他对于实践特征的分析，可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他讲得最好的是实践的紧迫性，因为这是实践本身所独有的。重要的不是紧迫性本身，而是通过紧迫性我们可以理解实践的独特性，即其静态结构层面上不具有的品格。因为这种特性和品格，在实践活动发生之前，是并不存在的。只有在实践中，才出现了时空的问题，紧迫性才出现了。在借鉴了布迪厄实践概念的同时，孙立平指出，布迪厄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却失败了，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衷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可以说，他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的。原因是他将实践抽象化了，于是实践就死掉了。惯习、场域这样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有解释力的，但却没有激活实践。真正令孙立平思维活跃、感觉灵动的恰恰是得自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丰富而又微妙的种种作为实践状态的社会事实。因而，只有再现实践的鲜活、热闹的本性，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实践，我们才可以看到实践的独特性之所在。在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上，孙立平提出了“实践的增量”概念：即真正的社会事实，或真正的逻辑，时常只有在实践状态或过程中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或逻辑具有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或者说结构具有某种遮蔽性。只有通过对实践状态和过程的分析才能把握上述事实或逻辑，就此而言，实践超越了结构，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一块东西。
以分析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为例，正是由于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等独特性，使得中国有着与苏东颇为不同的转型道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可以说是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导致一个掌握着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生成，也使得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的。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话语的形成，“打左灯，向右转”的变通策略，中国独特的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等等。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制度的正式制定与制度的实际运作或者说作为文本的制度与作为实践的制度之间的背离。如果没有关注实践的过程性视角就无法认识与分析这样一些根本的事实。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许多古典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极权式的权力与市场经济是水火难容、此消彼长的，因为这涉及到两种不同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显然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二元结构。而现在的问题是权力与市场亲密联姻，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结合的问题，其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而权力则是在市场当中行使（实践）的权力。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利益的失衡、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结合的过程和共同的作用有关。
在一系列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孙立平将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重要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正如前面已经表明的，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切入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应加以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而技术则是指实践中的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重要因素。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努力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
实践社会学或者说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策略，而且是根本性的理论观点和视角，涉及到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根本问题。从新古典社会学，到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在学术理论和方法论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就比较视角而言，转型社会学研究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在比较的基本点上，转型社会学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在社会结构分析上，转型社会学关注的既不仅仅是精英以及谁在支配社会，也不仅仅是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断裂社会；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方面，转型社会学更为强调对社会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特别是身处一个独特的文明而这个文明又正在经历独特的转型过程之中的研究者，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就是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当我们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并试图解释这一转型过程、回答当前各种社会问题时，这种想象力至少包括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一种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浑厚的智慧和深沉的悲悯承担起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这正是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之所在，也是社会学者孙立平奋力前行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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