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物与中国吃法，对西方研究者来说，是他们力图进入幽深而广博的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独特路径，上述论著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其实说到吃什么、如何吃，在中国本土更不乏叙述和论说，毕竟“吃”是国人引以为荣的“国粹”。撇开各色各类的食谱菜谱、烹调指南不提，单是文人墨客、名流雅士们谈吃的篇章已不胜枚举。从古人的与东坡肉传说相伴的《老饕赋》、声名不亚于《随园诗话》的《随园食单》，到今日各个系列的饮食美文，文人墨客们招引出人们口水的本领个个堪比文学大师曹雪芹。固然这些谈吃的写作都是有“文化”底蕴的，或怀旧，或思乡，或念友，或抒情。有人曾经讨论究竟是“装在胃里的文化”还是“装在文化里的胃”的问题，其实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中国胃”根本已经是文化的胃。如此这般便有了×××的豆汁儿，×××的豌豆黄，×××的凉拌菜，×××的酸梅汤，……以美食、美味而传为美谈、美文。在此被欣赏的绝非仅仅是物理的味，更是文化的味，因而品味、谈味、玩味、回味，就都成为见识、学识、出身、素养即“文化”的表征。文人兼美食家是可以让人自豪的事，以人名为名的食物在中国也不鲜见；而在西方人心目中，“华兹华斯牛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则是不可思议的（Lin Yutang, 1935, p388）。

　　谈论至此，不由让人想起布迪厄关于文化品位与社会阶级的论述，布迪厄认为，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是与社会空间中可能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地位密切相连的，因而也是与不同阶级和阶层特有的各种倾向（惯习）系统密切相连的。鉴赏力使对象分类，也使分类者分类。……通过这些区分，他们在客观等级类别中的地位便被表达或泄露出来了。并且统计分析确实表明：结构上的对立类似于在文化实践中的对立现象，这也表现于各种饮食习惯中。量与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立和两种偏好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即对需求的看重——选择最能填饱肚子和最经济的食物——与对自由或奢侈的追求。布迪厄的研究表明，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而在此，他将对于最高雅对象的精微鉴赏与对于食物滋味的基本品尝重新联系在一起（Bourdieu, 1984）。

　　文人学者谈吃，谈的是文化，吃的也是文化，与平民百姓的生存生产之需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他们不时也可与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吃同样的食物，夸赞普通的食物，做大俗大雅之论，但他们玩味的却不仅是食物的滋味，而更是食物的意义与象征。这些是只为裹腹而食的愚夫愚妇们无法理解的境界。再普通的食物，经名人一谈，便有了品位，一如经伟大领袖一吃便声名远扬、人人趋之若鹜。由此可见，不仅吃什么、如何吃是造成精英与民众区隔的方式，如何谈论吃、表现吃也是这种区隔的明显界线。

　　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倒是味觉较差的“外人”（outsider）凭借其文化的、学术的敏感，知微见著地解析了食物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食物如何影响历代王朝的政策和变故、如何构建中国人的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虽然他们也欣赏、赞美中国的饮食文化，但其关注不只是放在食物的烹调技艺和味觉体验上——而这恰恰是“内部人”（insider）的特长和偏好。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文人谈吃尚缺少大文化的视野，虽然他们也关注饮食文化的地域特色，也不时看到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执著于文化传统的“国粹”心理在起支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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