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与进食，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却又再重要不过的事情，无论对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而言，都是如此。而把“吃”作为研究、思考的对象，却多少给人鸡零狗碎、不务正业的感觉，这对于以“灿烂的饮食文化”为荣的国度来说，似乎又不大相称。在西方学术领域，以食物作为对象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和作品其实并不少见。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哈佛大学的华琛（James L. Watson）教授讲授“食物与文化”（Food and Culture）长达25年之久[1]，多年来总是学生们热选的课程，甚至要靠抽签来限制听课人数；而其授课内容涉及生产、交换、消费、民族、地区、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华琛教授认为，通过食物这个“透镜”（lens），几乎可以观照社会和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所有方面。以食物和饮食文化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专著也有不少；而且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与历史偶然论（accidents of history, arbitrary）一直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前者以主张文化唯物主义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为代表，他认为，不同族群对食物系列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种食物是否有利（益）于吃（good to eat），即人们偏好的食物在实际收益和代价上的平衡比人们所放弃的食物更优。这一观点直接针对以法国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解释：千奇百怪、千差万别的图腾物种暨食物的选择首先取决于该物种是否有益于人类的思考（good to think）（Levi-Strauss, 1962），具体而言，“食物，必先滋养群体的心智，而后才进入其空空的肚子”。与此相对，哈里斯的观点却是“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决于它们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饱群体的肚子，然后才充实其精神”（Harris, 1985: pp13-18）。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这两种相对的观点，我们都不难得知，食物，的确是探知分析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正如已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所确信的：“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one of the best ways of getting to a culture’s heart would be through its stomach. K.C.Chang, 1977）。而在这一点上，观点各异的食物研究者们也颇有共识：“我们是什么人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食物”（we are that we eat. Gabaccia, 1998）。

　　从食物的视角几乎可以探讨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所有内容。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那部鸿篇巨制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开篇便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和“物质文明”入手，掀开资本主义文明史的扉页；而对这一结构和文明的讨论就开端于“一日三餐的面包”（第二章）和“奢侈与普通：饮食”（第三章）。不难明白，吃什么、如何吃、所吃食物的种类和生产这些平凡的物质内容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起着几乎不可改变的结构的作用”。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例，布罗代尔指出，自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植物型食物，“人类历史上便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少数人吃肉，绝大多数人吃面饼、面糊和煮熟的块茎”（布罗代尔，1992，pp120-122）。

　　在传统中国，饮食之事与理家、治国、社稷大事同出一理。先贤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三代的圣贤中不乏如伊尹、晏婴、吕不韦等政治家兼美食家，他们不但精通饮食之事，且特别善于将烹调原理用于政治运作。而我国古代用以标志权力和地位的鼎和爵原本就是炊具和酒具。张光直先生在他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中发现，仪式性器皿（礼器）的使用与食物和饮料的供奉有关，若不理解那些基本的食物变量，就难以在青铜器的原始情境中理解它们（张光直，1977，p4）。

　　我们还可列举出食物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意义：区分等级、建立关系、弥合冲突、整合群体、敬祭祖先、沟通鬼神，……。

　　而直至今日，吃喝之事仍然与政治清明和官员廉洁密切相关，公款吃喝依然被公众视为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腐败现象之一。政府甚至要为禁止大吃大喝、限定就餐标准而三令五申、频发文件。一些地方规定上班时间有关人员不得穿制服、警服进入餐馆就餐；而一些基层政府官员赊帐吃喝欠下巨额餐费的作法更是引起众怒。人们会为此设问：一群连自己的嘴巴也管不好的管理者又如何管理好一个社会？

　　显而易见，柴米油盐酱醋茶虽为俗人琐事，但绝非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凡俗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探知社会与文化内涵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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