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认识世界无非通过两种最基本的途径:看和听,或曰见和闻,“聪明”一词本意就是指听的能力和看的能力。但是,人的认识能力又不止于见、闻二字,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见而知之、闻而知之。《尚书·洪范》言五事,视、听皆在其中:“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五事中最重要的“思”,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心”的职能,没有心的主导,即使即使耳目鼻口和外界发生接触,也不会有实际的效果:“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吕氏春秋·适音》)简帛《五行》中更是形象地说:“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所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后,莫敢不后;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浅,莫敢不浅。和则同,同则善。”一言以蔽之:“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孟子·告子上》)或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管子·心术上》)
一、见闻与听
在传统哲学的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耳(听)目(视)心(思)并称的地方,尤其是强调不能局限于眼前的、显而易见的事物,更要防止被“蔽塞”,(1)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天下或一国的耳目和心思,依靠间接或者微妙的信息而得出准确的结论,尤其受到推崇,东郭牙就是根据管仲的表情和手势而断定齐要伐莒,被管仲称作“圣人”,《吕氏春秋·审应》也高度评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可以说是见闻的最高境界。
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还是对“亲眼”看见的东西报有特殊的信任和关怀,海德格尔提出与“看”的“智慧”相对应的尚有“听”的“智慧”,而不该将“听”完全归约于“看”,就象不应将“时间”完全归约于“空间”一样,他认为事物之本性尚未明亮,它尚未得到倾听。叶秀山先生评论说(2):
我们看到,“倾听”这层意思的开发,对于西方哲学传统来说,意义太大了。并不是说,西方人从来没有注意过“听(觉)”的问题,而是说,“听”在哲学的意义上开发得不够,“听”被局限于“看”的工具和手段——对于“看”的描述,而“听”到的,都要“还原”为“看”到的。
“倾听”之引入哲学层次,开启了一个纵向的天地。人们再也不“只顾眼前”,而是要顾及事物的“过去”和“未来”。人们认识到,我们眼前的事物,都有它的“过去”和“未来”。事物面对我们,都在诉着说它的“过去”,并“吐露”着它对“未来”的“设计”,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听懂”它的“话”。
根据叶秀山先生的提醒,同时也得益于近年出土文献中对“听”和“见而知之”、“闻而知之”的重视,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倾听”或“聆听”的重视是也值得注意的。
听(聽),《说文解字》谓:“聆也,从耳。”段玉裁注:“耳悳者,耳有所得也。”在《诗经》中,屡次出现“神之听之”,(然后)如何如何的句子,如《谷风之什·小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可见“听”是神的能力,也是人为神所知的途径。
中国古代,朝政、天命、狱讼、人情等等都是听的对象,“兼听则明”“听逆耳之言”备受推崇。(3)“吾闻之”如何如何的材料随处可见。有时“听”甚至成为一切判断手段的代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周礼·秋官司寇》)《管子·九守·主听》还提出了“听”的办法,主张即不能闭塞,也不能“失守”:“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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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学灯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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