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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德认为，时间从来都不在场或不显现，时间只是在场或显现的条件。[30]作为先验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自己是不能被看见的。时间是我们内直观的形式，是外直观或被感觉的对象产生的条件，时间只是对直观“外部对象”的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外部对象本身必不可少的。时间是内感觉（sens interne），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指出：“精神借助于内感觉直观自己或直观自己的内部状态，但内感觉无疑不是把心灵本身作为直观的对象。”[31]?因为内感觉或内直观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形式，一种时间关系，所以不是笛卡尔式的自我意识。作为纯粹的形式，时间在这里是一种向后退的“使动”用法。时间本身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只能感觉到时间“之中”的对象，而时间本身不是现象。我们如何理解康德所谓时间与空间的先验性呢？就是一个认知的框子，好比要看见东西，就得先有眼睛，眼睛就是这个框子，先睁开左眼，再睁开右眼，就会发现你看见的东西有不同的位置、角度。在时间“中”的事物次序不一样，也是因为时间形式的作用，它决定了再现出来的感觉是怎样的，或者说，这些感觉之间的“先后”或“前后”关系是怎样排列的。
利科说，对康德来说，时间不仅标志着连续性、同时性，时间最重要的标志，在于时间形式的原则是permanence——持久性。连续关系与同时关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持久性”。康德说：“正是在持久性中，时间关系才有可能（因为时间中的关系就只有连续性与同时性）……变化涉及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时间中的现象。”[32]我们通过迂回或间接的办法，从存在的现象中辨认出时间，因为凡现象都有自己的“寿命”或期限。但时间的持久性，就象眼眶一样，总是不变的。康德又说，时间中的连续性原则是遵循因果律的，他认为这有些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是经验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正是从时间的连续性中经验的连接，我们才能谈论现象对象的认识。”[33]这里暗含着事物或事件的“位置现象”的规定性并不派生于这些现象与时间本身的连接。换句话说，事情是事情，时间是时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但因为我们是通过时间（象眼眶）安排事物次序，或者说，是现象之间的相互位置。就这样，时间的秩序就是事物的秩序，即现象的前与后。这就是康德谈到的“客观的因果律”——有两种连续性，其一是现象之间的“客观”连接，比如观察正在河道行驶的船只；其二是主观任意的连接，我们可以任意描述一所房子，就好象去过那里似的。因果性作为某种连接，要解决这两种连接（客观的与主观的）系列的划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究竟是简单地梦、象是我的想象中任意做的游戏，还是在“真实到来”的事件的意义上的连接。所有到来的事物，都是接替。有“没有事件”的连接：只有在对象中被观察到的规定好了的连续性，才称得上事件。
另一个问题涉及到相互性、共同性、同时性。在同一时间里的多样性，就是同时性。但只有才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理解事物的同时性，在这里又用得着康德的名言：我们不能感觉到时间本身。也就是说，事物是被放置在同一时间里的，以致于我们能观察到或感觉到事情是一个挨着（接着）另外一个（相互性）。这也揭示出同时性是次序关系。康德说，只有“在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想到的内容（substances）能在经验中同时表现为存在着。”[34]
时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词语，康德曾讨论了时间问题上的二律背反：即时间有限与无限的推论都同样导致荒谬。同样，如上述，时间又是直观上抓不住却又决定了我们能（以怎样的次序）看见什么。利科说，这种时间，作为事物形成的形式，也是讲述（论辩等）的形式、结构。时间不停地消失，重新开始，把这些不同的瞬间（期间）融合在一个结构（同时性）中。
关于在时间问题上胡塞尔与康德之间的关系，利科说，“就象奥古斯丁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比较所揭示的那样，胡塞尔与康德的比较也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死胡同。无论是从现象学还是从先验论方面对时间问题的接近，都是不充分的，其中每一方都转移到另一方，但这种转移具有在相互排斥的情况下相互借入这样的自相矛盾特征；一方面，只有切断与康德问题的联系，才能进入胡塞尔的问题。我们只有从客观时间借入事实，才能说明现象学的时间。这种被借入的时间，根据它的主要规定，仍旧是康德的时间；另一方面，只有在不求助于重新引入心灵本体论的某种内感觉、放弃现象与事物本身的区别的条件下，才能进入康德的问题……而且，现象学与批判哲学只有在相互排斥的条件下，才能够相互借入。我们不能用同样一种目光拥抱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35]进一步说，利科认为，康德的时间问题，是由引入的主观和客观范畴所支配的，是心灵时间与世界时间之间关系问题；而胡塞尔的时间问题，是关于时间的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显然，胡塞尔与奥古斯丁之间有继承关系。但是，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继承关系是很难看清的，康德肯定作为先验“理性”（idéalité）的时间与空间，难道不是更接近奥古斯丁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吗？难道先验意识不是标志着主体性哲学的顶点吗？而这种主体哲学不正是由奥古斯丁所开创的吗？既然如此，怎么能把康德的时间观放置到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上呢？利科说，这是因为，康德意义上的先验性的所有职能，可以概括为建立起客观有效性的条件。这就象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须臾不可分离，而其经验实在性一面，又由其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加以说明。总之，在康德那里，尽管时间的特征是主观的，但是时间仍旧是自然的时间，而时间的这种客观性又完全是由范畴加以说明的。这就是康德经过迂回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就是说，无论怎样，康德的时间是在自然一方，而不在心灵一方。
胡塞尔和康德时间是否可以被直观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康德认为时间在“现在在场”（présent）的质料中“没有标记”，因为自然的时间本身不能被直观；而胡塞尔象奥古斯丁一样区别了时间在质料中的滞留、现在、前瞻。利科说，这又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康德和胡塞尔的时间观中，要敞开其中一个，必然看不清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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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学灯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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