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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应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地域。这里，我所说的“地域”就是指“花儿民俗文化圈”。花儿的传播，是从中心向四周扩布的。因此，我们的视野也不能老是停留在“中心”而不顾其周边。花儿的流传范围极广，比如河湟花儿在新疆的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四川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均有流传，但详情怎样，我们不甚了了。洮岷花儿在天水市的西和、礼县一带，甚至在甘南的舟曲博峪乡也有流传。西和县在国营林场工作了一辈子的杨克栋先生，将他搜集得来的陇南山歌4000多首编成名曰《仇池风》的集子，让我为他写一篇序。我认真读了一篇，真是眼界大开。其中如“红心柳的一张权，黑头缠成白头发”、“鸡蛋换了红线了，唱山歌有了陪伴了”、“唱了一声不唱了，何人把你阻挡了?”、“女子洗锅抹灶哩，儿子骑马带孝哩”、“莲花山的水帘洞，贤妹娃样样世得俊”等句子，几乎同我们所熟悉的洮岷花儿一模一样，只是曲调与《阿欧令》、《莲花山令》有所不同，约有十几种。另外，其章句大都是两句一首，有点像陕北的《信天游》和内蒙的《爬山调》。所以，我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我主张将陇南山歌纳入花儿研究的大视野中，与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并列，甚至可称为‘仇池花儿’，以突出地方特色”。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被我们忽略了的花儿流传地区恐怕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大家予以关注，并以极大的热情予以采录、研究。
第四，关于采用新方法的问题。为了使花儿的研究走向世界，就应当有共同的语言(包括所依据的理论、概念、学术词汇和表述方式等)，否则，人家说人家的，咱们说咱们的，永远也无法沟通。国内的花儿研究，过去从纯文学或纯音乐的角度研究较多，而采用多种
人文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性、交叉性、展延性研究的很少。近年来，这种现象有了改变，出现了一批颇有新意的专著和论文，但在捕捉要点、难点和论述的深度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钻研。从目前国际上“口头传统”的研究来看，最走红、影响最大的理论体系有二：一是以美国学者米曼·帕里(Milman Parrl902—1935)及其学生艾伯特·洛德(Abert·B·Lord，1912—1991)为代表的“帕里——洛德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二是以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前者以研究文本为主，引入了比较诗学的概念，创造了在不同口头传统之间进行平行类比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口头诗歌的研究范式。后者则强调口头叙事与歌唱中的语境的构成要素和作用，对口头传统的即时性、互动性和高度依赖语境的特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发，指出了动态的、复杂的演唱过程及其环境因素对理解民间口头诗歌的重要性。这两大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多相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我们大家有必要了解它们，应用它们，使花儿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当然，任何理论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阶段性成果，也都有其局限性。比如“口头程式理论”过于重视形式结构的分析，“表演理论”则过于夸大变异在民俗活动中的作用和对互动细节过于琐碎地分析等，都是它们的缺陷所在，我们在应用时需要加以注意。
只要我们搜集到了有分量的新材料，选取了有意义的新角度，开拓了花儿研究的新地域，采用了国际流行的新方法，那么，得出前所未有的新结论则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花儿”演唱活动的产业化问题
包括“花儿”在内的我国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文化，又是现代旅游产业开发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旅游学界，流行着“文化是旅游开发的关键生长点”、“文化品位的高低是旅游产业的灵魂”、“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等以文化质量为定位的正确认知观。据我所知，我省各花儿流行市、县在制定当地旅游产业总体规划时，都把参与花儿和花儿演唱活动作为重要的项目来抓，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把“花儿”演唱活动这一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列入旅游产业开发计划，有五个方面的现实意义：第一，它是抢救、保护和弘扬优秀民俗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之一；第二，它是激发民众文化自觉、真正认识自我的一项重要举措；第三，它是花儿演唱活动产业化的良好机遇，可以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四，它有利于部分劳动力转向服务行业，从而实现国家“旅游扶贫奔小康”战略；第五，它能够被培育成国际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让世界感知中华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然而，花儿演唱活动的产业化(亦即市场化)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有不少难点。为了从一开始就走上正确道路而不走弯路，我认为下列这五点必须事先充分加以科学的论证：
(1)“在抢救中开发，在开发中抢救”应如何理解?保持花儿的原创性特征(即所谓“原汁原味”)与以花儿词曲为基础的再创作、再提高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
(2)花儿的演唱从田野走向城市，从山林走向舞台，肯定会出现相当程度的变化(如增加器乐伴奏、歌手服饰的美化与化妆、舞蹈的增添等)，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3)专业演唱队伍的选拔与培训应如何操作?是从优秀民间歌手中选拔?还是从知识青年(比如中学生)中挑选素质好、乐感强的人加以培训?
(4)在旅游旺季能否每天在重要旅游景点组织2—3场“花儿歌舞演唱会”(每场一个小时为宜)?游客观看这种演唱会当然是要购票人场的，那么，票价应如何确定?
(5)为使花儿演唱能在全国流行开来，甚至走向世界，录制高质量的VCD、DVD光盘、印刷有两谱(五线谱与简谱)两文(中文与英文)的花儿歌册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看来是有必要的。这种歌册以收录二十首左右的花儿为宜。这项工作由谁来做?谁来投资?谁来经销?这种歌册中，还可以附有花儿会地址地图及每年的时间顺序表，以满足部分人的特殊需要。
以上五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亦即需要组织一些热爱花儿、熟悉花儿音乐的专家，在尽量保持花儿的原创性特征的基础上，为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进行改编或再创作，甚至可以参考国外乡村音乐的创作手法和全球流行的通俗歌曲的表现方法对花儿曲令加以改编和创新，使其既不失花儿的韵味，又具备现代歌曲的特征。这样，不但易于演唱，也有利于推广。与此同时，改方言演唱为普通
话演唱，也能适应普及的要求。在这方面，歌剧《向阳川》，花儿剧《花海雪冤》、《牡丹月里来》等的音乐创作，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应认真地加以总结。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当年在西部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佳作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不衰，与他在民歌基础上再创作的成功是分不开的。我希望甘肃的作曲家们能担负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把花儿音乐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作出贡献。
最后，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抢救、保护、继承和弘扬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其唱词，不得作任何改动，是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大国际义务，而在传统花儿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则是为适应时代的进步和需要而从事的创造性劳动，两者各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应当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不相扰。只有明确了这两者的辩证关系，花儿学的发展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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