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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在许多学科的普遍开展，中外学者之间对话的力度明显增强，而合作进行田野作业的学术活动也越来越多。本人多年来，曾与美、德、日、荷等国的学者一道，对甘肃的民歌——花儿及花儿会进行过多次田野作业，对其中的甘苦及所遇到的问题颇多感受。为了使这类合作实现预期的目的，并努力使调查质量达到上乘，下列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应当特别予以注意。
一、制定计划
应当按照对方所提出的要求、我方的设想以及当地的实际条件综合加以考虑，制定比较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其中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气象条件、工作时间的长短、采访点和人物的多少、路途的远近、交通工具和食宿的安排等等。如果已经知道重点访问对象（包括村落和人物），也应当在制定计划的同时，提前与他们取得联系，以便当地基层政府和采访对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一般说来，这个计划在时间上应适当留有余地，以便插入临时性动议的活动内容。
二、业务准备
陪同外国学者在我国进行田野作业的国内学者，其主力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对所调查的事象、地点、人物也比较熟悉，并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但是，为了保证田野作业的质量，仍有必要在事先有一定的业务准备。这里所说的准备，有“知己”与“知彼”两个方面。所谓“知己”，就是为了做好东道主，必须对所调查的事象做到家底基本清楚，心中大体有数。这就需要阅读有关的地方志、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便对当地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及历史发展的脉络，有一个较全面的认知。这对于向国外同行说明当地的文化背景和某些文化现象的所由来是十分必要的。所谓“知彼”，就是对共事的外国学者的专长、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以及此行的主要目的，应尽量了解得详细一些，便于在交谈、讨论时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达到互利双赢的目的。比如说，近数十年来国际上对史诗、民间叙事诗、民歌和传统民间音乐的研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有：由M· 帕里及其弟子A·洛德构建的“帕里——洛德诗学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由R·鲍曼与K·纳拉扬为代表的“表演理论”；由荷兰学者J·孔斯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首先提出，并得到A·梅里亚姆、B·内特尔、M·胡特、A·西格尔、S·怀尔德等一大批学者不断充实、完善与深化的“音乐人类学”理论等。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缺乏深知，仍然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很难找到认识上的共同点和方法上的一致性，而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也就无从谈起。尤其是音乐人类学理论，不但其跨学科的特征以及开放性、包容性与吸纳性都十分突出，而且强调放眼全球，以人为本，主张将传统及活态民间音乐的研究同历史、文化和人类的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等统统挂起钩来，显示出广阔的涵盖度和强大的生命力，更应当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再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到2003年期间，先后通过了五个关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文件，其中，《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这三个文件相对比较重要，是全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研究者都应熟悉和遵守的规则。如果我们大家都能以其中所阐明的原则行事，那么，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就有了共同的话语基础，也大大有利于田野作业的开展和国际文化交流。
三、田野作业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三个难题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田野作业时，生活习惯的改变与交通、食宿方面的问题都不难解决，关键是学术业务方面往往会碰到三个难题，即：文化背景的具体说明、方言词语的准确阐释和外国学者临时动议的恰当安排。下面谈谈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一些体会。
（一）文化背景的说明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展现皆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是汉民族的民俗文化传承，也因地域的不同，除了“大同”之外，还存在许多“小异”，即所谓共性与个性并存，普遍性与特殊性互见。许多地域性的民间文化事象，正是来源于这些“个性”与“特殊性”。我们不能只用宏观的共性与普遍性来说明，否则就抓不住关键，说明不了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汉族群体在民间宗教信仰方面大都是多神信仰，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保护一方的地方神，人们“进庙烧香，见神磕头”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在不同地区，却有各自不同的信仰主神，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晋商对武财神关羽的信仰、甘肃天水和河南淮阳的伏羲崇拜、甘肃洮河流域对地方保护神——十八位湫神的信仰等等，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而且形成不同群体的信仰文化圈和相关的民间文化活动，比如，这次我们西线考察组先后访问了四座庙宇（安边镇的安寺道观；靖边县张家畔镇的寨山庙；横山县龙湾乡的五龙庙和南塔乡的隐龙寺）。它们的共性特征是佛道合一和多神信仰，但对祖师（即真武大帝，又称玄武大帝）和龙王的信仰却最为突出，而这两位神祇都与水有关，充分反映了陕北民众信仰习俗的特征——对旱灾、涝灾和冰雹的恐惧和求神佑助的心理。再如各庙都有马王殿甚至还有草王殿，这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这里的农耕文化中，也有牧业文化的成份。如果不对这种种不同信仰的起因进行有根有据的具体说明，许多地方性文化传承的本质特征就难以得到深层次的解读。与这种信仰习俗的地方性差别类似，民居样式的差异、生活习俗的不同、民歌与民间音乐演唱（奏）等民间艺术的地域性特征也都十分明显，都需要“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使外国同行能真正理解它们的历史渊源及其独特性，这必将有利于他们做出比较科学的判断和结论。因为，科学的田野作业不仅要说明现状“是什么样的”，更应当揭示其“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学者除了充分运用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理论贮备外，还应当针对具体调查的地点与事象，广泛阅读相关的文献数据和进行学理方面的更深思考。
（二）方言的阐释
一般说来，凡到中国进行田野作业的外国学者，大都学过汉语，会讲普通话，能阅读中文书刊。所以，他们在大城市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没有什么困难。但当他们深入到某个偏僻的农村，就会遇到方言的障碍，出现语言交流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聆听用方言演唱的民歌时，这个问题就特别突出。如果陪同的中国学者是当地人或懂得当地方言，就可以随时担任“方言翻译者”，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但如果中国学者也听不懂当地方言，那就需要在当地临时聘请一位文化人来当翻译，使他成为相互交流的“中介”或“桥梁”，以利工作的开展。多数方言词语可以用汉字写出来，但总有一部分却无法写出，只能注音。不论能不能写出，都存在一个准确阐释的问题。现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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