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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为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所写论文，未发表，但本人同意在中国民俗学会的网站上公布
[摘要]本文是作者受到施爱东文章的启发，以耿村普查的经历为依据写成的体会性文章。主要是：①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普查是一种中国特色，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相对于个人搜集节省时间和财力。耿村发现和普查得益于三套集成的高潮。②耿村普查的成功在于普查者与故事家建立了鱼水关系，真正动员了村中的故事讲述群体，从而达到了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但普查还要继续进行，长期观察该村文化生态的变化。③耿村普查科学性、全面性的把握和具体操作方法④耿村普查引动了有关的理论思考，主要收获是民间文学还活在民间，也在与时俱进。它可能不像过去那么繁盛，但也不会很快消亡。⑤研究永远离不开田野作业。⑥关于田野作业名称。应当建立城市民俗学。
[作者]河北省民协副主席、民间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散文学会副会长、石家庄市文联主席 文学创作一级
从网上看到中山大学施爱东先生的《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和他的《<民间文学：告别田野>论文提纲》，感到他很有眼光，写得很尖锐，大胆地提出了一些被人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地批评了把田野作业作为民研唯一手段的观念，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他到底是钟敬文先生的高足，能够语惊四座，引发了关于田野作业方法的新一轮讨论。
施先生在文中提到了我们的耿村。这使我不能不回顾的是，从1981年开始我就负责一个地市的民间文学工作，个人搜集、组织、编辑和就人就事的一般性研究也搞过，国际性课题也涉及过。尤其是从1987年正月发现和深入藁城市（县）耿村民间故事村以来，在口头作品、民俗事象等方面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于1989年9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发表了许多关于耿村的文章。
现在我重新审视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不扪心自问：我到底去耿村做什么？找什么？16年来，发掘汉族村落耿村文化所走的路子对不对？田野作业到底有用无用？文本的研究和田野作业有无矛盾？下乡前必要的假设与随遇而得、有所发现二者是否同时存在？“到民间去”的根本意义和哲学依据是什么？我们为“田野作业”改改名字行不行？这既有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长期进行耿村普查活动中，找到一些什么的。
一、耿村普查的缘起——普遍的社会动员便于获得基层文化信息。
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从1984年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合发了通知，要求各市县都开展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而且强调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传统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广泛搜集民间文学的群众文化高潮。成千上万的普查者、搜集者走村串户，访老问古，好不热闹，这在中国民间文化史上是一次少见的辉煌。全国获得多少亿字的资料，出版了几千部地县级卷本，涌现出了大批的民间文艺搜集新人、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歌手，开了多少次新闻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议，有了众多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有关遗存遗址遗风的新发现。
耿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我们发现的。这是一个当时只有281户、1100人的冀中平原小庄。村民们自古就是以务农为主，以从事工商业为辅，大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表面看来与其它村庄没有什么两样。但那里有一大批口头文学的载体，有很浓的民间文化氛围，而且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笑话村、瞎话村，或被称为“穷讲善念村”。后来证明它是一座少见的民间文化“富矿”，是一个汇纳积淀了几千年口头文学的湖泊。虽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以前被我们长期忽视，甚至被文化人所蔑视。它的发现，得益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群众性运动。
（一）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如果没有当年的集成舆论氛围，它可能还被埋没在民间，甚至永远不被人察觉和重视。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没有信息，民间文艺事业和其它事业一样无法发展。也可以说，民研工作首先靠信息、靠资料。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线索也没有，普查搜集的难度就会很大，可能经常无功而返，甚至得不偿失。施先生在文章中强调了信息线索的重要，我是颇有同感的。耿村的发现，正是由于当时召开过各级三套集成发动会议、工作交流和典型表彰会议，在大小报刊上、内部通报简讯上和广播电视里都有开展民间文学普查的时代强音，甚至有各级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呼吁和辅导讲座等，形成了浓烈的抢救民间文学的历史性的舆论高潮，从而形成了普查骨干走访搜集高潮，使广大农村这个社会的最基层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于是耿村这样的民间故事家群体现象被发现了，有人向藁城文联报了矿，藁城又向石家庄地区三套集成办报了矿，石家庄便向省里做了汇报，省里便向中国民研会做了电话汇报。然而，许多人不大相信，有的认为这可能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浮夸风再起，也有的直称耿村是“文革”后的“小靳庄”，以为那是搜集者替农民编造出来的。虽然如此，耿村毕竟开始浮出水面，以它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化容貌向我们走来。
固然，中国人很爱搞运动，动不动就是一场什么运动。好像什么事情都要靠运动，不搞运动就干不成事情。本人对此也多有多反感。可是耿村的发现和挖掘过程，证明搞运动的发现方式也是有效的文化方式，是中国式的民间文化调研方式。所以在发现耿村问题上，我还是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好处多多。中国人多运动多，也就要辩证地看待。也不可否认，单枪匹马的、独往独来的、不动声色的、比较秘密的搜集活动，也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和成功。可是，不能以此排除耿村和湖北伍家沟的发现方式的客观存在。
应当感谢使我们走向成功的文化活动和运动，感谢上下左右的信息交流，感谢可贵的历史契机。
（二）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发动，当年那场民间文学集成高潮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是幸运的。
1991年5月上中旬，中国耿村国际学术会议在河北省藁城市和耿村召开。日本昔话学会代表团副团长、立命馆大学教授福田晃先生曾感慨地说：你们改革开放不久就进行民间故事的抢救，而且有各级政府拨款，经费上有所保障，这比我们日本的情况好多了。我们是靠自己来干的，无法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去干，所以许多该保护的没能保护住，该抢救的没有来得及抢救，从明治维新以来文化损失太大了。你们动手早，一定会抢救得多，保护得好，积累得多。福田先生这番话就像一个反光镜。这便是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化抢救运动，是中国人以为这样不一定好而人家十分羡慕的事情。的确，当时的石家庄所属17个县（市）都有财政拨款，都有集成办和卷本编委会。在耿村工作上，地县两年连年拨款，修通了公路，学术会议也拨了款项。截止于现在，总投资已超过百万。
（三）如果没有各级文联、民协的重视和大规模行动，没有大家带有竞争意味的广泛打探和深入挖掘，就可能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失误。
重要的在于行动，在于充满着激情的行动，在于卓有成效的行动。那时，在我们石家庄一带是县县讲集成，乡乡讲普查，村村找故事（歌谣），人人做贡献。这绝不是童话式的回忆，也不是神话式的吹嘘。作为过来人，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耿村是一个不争的群体文化现象的重大发现。这一带还有，井陉县王密荣用烧饼换故事，是发扬了蒲松龄的遗风，从过路人口中得到大批作品。行唐县口头镇的歌谣、杏庵村的群体性讲述，高邑县万城村、无极县回族聚居的高头村、谈下村的故事家讲述，都是搜集者们的重要发现。耿村是当时最大的普查点，它带动了全地区的重点挖掘，形成了“众星烘月”之势。
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没有当年运动式的普查行动，没有我们向村民们苦口婆心的说服引导，那么耿村的文化面貌是无法呈现于世的。通过舆论方式和具体专家串户，真正地唤起耿村人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能够发扬文化奉献精神，敞开心扉展示自己的文化库存，是耿村每次普查成功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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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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