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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贯穿始终。二者分别围绕着人类文化的“同”与“异”之两极而展开交锋，各不相让，在不同的历史周期里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普遍主义者认为人类学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如进化论者给出文化演进的阶段模型。历史特殊主义者强调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做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考察，相对轻视和避免宏大的理论建构。
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出现使人类学中的普遍主义再度复兴，并且影响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取向。人好像仅仅是社会或心理结构之载体，别无其他。人类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接受这种结构的主宰，试图寻求研究文化与社会的新途径。六十至七十年代分别兴起于英美的象征人类学与阐释人类学便可看作对结构人类学的回应。二者均受到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所不同的是，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受涂尔干社会学影响，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而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则受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要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于是，文化的研究“不是寻求规律的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阐释学科”。吉尔兹于一九七三年给自己的一部人类学论文集定名为《文化的阐释》，是意味深长的。于是乎，人类学者的工作可以不再具有动物学家或地质学家那种实验室的性质，而倒像文学批评家那样专注于文本分析和意义诠释了。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是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概念的流行，不光是象征性明显的仪式、典礼等活动可以作为文本来解析，就连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可以作为意义的载体来解释。有人说吉尔兹的学术目标是建立他自己的“文化的符号学理论”(semiotic theort of culture)，也许并不为过。只是要注意，吉尔兹的文化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根本不同，正因为他主要面对的是“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可以通约为某种“语法”的普遍规则。
如果文化文本如同文学文本那样具有可解读的召唤性质，那么我们从文本中寻找出来的意义也就不会是千篇一律和固定不变的，而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由此种意义构成知识当然也不会具备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性质，吉尔兹非常明智地采用一个定语来界分它，叫“地方性”(local)知识。
我们早已熟知“知识神圣”、“知识就是力量”一类说法，但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识有很大局限，那就是从课堂上学来的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学科知识具有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功能，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其最基本最简明的存在形式就是百科全书、词典和各种教科书。吉尔兹本人青年时代的教育背景也是以学习这种学科知识为主的。但是当他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在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等地做过田野作业之后，便逐渐认识到在西方式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从未走上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如巴厘人按出生的长幼序数而被命名为“头生的”、“二生的”、“三生的”、“四生的”四种，过了老四又开始新的循环，第五个孩子也叫“头生的”，第六个则叫“二生的”，在一母所生的同胞中，叫“二生的”那个人也许是“头生的”老五或老九的大哥。这种循环式的称谓序列并不能真正反映同胞之中的长幼之序，却体现着一种往复无穷的生命观念，它不可翻译，却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地域性的知识，故称之为“地方性知识”。
相应的，爱斯基摩人有关“雪”的几十种区分词汇，上古汉语中为各种家养动物的阉割所起的专名，如羊曰羯，狗曰猗，鸡曰阉，人曰宫，猫曰净等，皆可视为特定文化中所有的“地方性知识”。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族进行调研的学位论文《哈努诺文化和植物世界的关系》揭示出：当地语言中用于描述植物各种部位和特性的语汇多达一百五十种，而植物分类的单位有一千八百种之多，比西方现代植物学的分类还多五百项。由此可知，世上罕为人知的极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把握现实的某个方面比自以为优越的西方文明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丰富和深刻。“地方性知识”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人类学的诞生出于西方人对原始文化的认识需要，这门学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转向，即一方面地球上未经认识的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的余地了；另一方面已发现的原始文化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远非西方的知识系统和概念术语所能把握。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从价值上看与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被传统认可(误认)成了惟一标准的和普遍性的。用吉尔兹的话说，知识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泛，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地方性知识》，中译本，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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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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