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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浪潮，有几部书可以作为学术思想进程中的里程碑式著作。如果把过去的这100年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那么弗雷泽的《金枝》、施瓦布（R.Schwab）的《东方文艺复兴》(Laenaissance Orientale, Paris: Bibliotheque Historique 1950)和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Free Association Books, London1987)，这三大巨著可视为每时期的代表。
《金枝》被称为古典人类学的“圣经”，或人类早期巫术、宗教、神话、仪式和习俗的百科全书；它在激发西方人的远方异国情调想象，建构关于“原始社会”的图景，催生现代主义的原始情结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学界早有公论。光是集中研究《金枝》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专书就已有维克里《<金枝>的文学影响》（J.B.Vickery, 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Goldern Bough, 1973）、罗伯特?弗雷泽等编的《詹姆士?弗雷泽爵士与文学想象》R.Frazer ed., Sir James Frazer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Macmillan, 1990）等多种，国内也有相当的专文介绍。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1957年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干脆把《金枝》奉为文学批评的杰作。当年郑振铎先生读到《金枝》后大受启发，写出《汤祷篇》等，被周予同先生称赞为在信古派与疑古派的斗争夹缝中另辟出一条古史研究道路。
施瓦布的法文著作《东方文艺复兴》问世之际，中国学界全面倒向苏联模式，与西方学术开始隔离，所以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书尚不为国人所知。这是一部学术思想史或专题学术史类的著作，其讨论的范围要比《金枝》那种包举宇内、纵横四海的气势小得多，集中探讨西方知识界对印度文化与伊朗文化的兴趣由来，英、法势力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如何诱发了人们对东方异国的再想象，对古老的梵语的再发现，以及由此而催生的专门学科“东方学”如何在18－19世纪的欧洲学界获得建制。施瓦布的书名得自于一个多世纪前埃得加?奎耐特（EdgarQuinet）著作中一章的标题，他们两人有一个共识：新兴的东方学已经压倒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古代印度语言文化的知识，其重要性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并不亚于传统的古典学--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化研究。施瓦布认为，第一位提出一种“东方文艺复兴”思想的人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他在19世纪初的《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一文中声称，研究印度文学需要巨大的热情和虔诚，一旦这座古老的智慧宝库被打开，世界将会随之而改变。这种对东方文化的热切期待心理使我们想到德国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初读梵剧《沙恭达罗》后的强烈反应，后者甚至认为这一部印度剧的价值超过古希腊全部剧作。
从今天的全球一体化大视野上看，过去的两个世纪正是东西方文化打破隔绝，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对话的两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外向型的西方强势文化对于内向型的东方弱势文化总是充当探险家，探宝者的探求角色。中世纪寻找圣怀的传奇故事伴随着近代殖民化历史的展开而兑现为寻找财富与新知的现实冲动。西方知识人眼中的东方异族也只有随着文化误读的节奏效应而在乌托邦化与妖魔化之间往复运动：文化期待心理的投射作用总是把文化他者加以美化、理想化；而真实的接触和霸权话语中的偏见又总是将乌托邦化的他者打翻在地，使之呈现出丑陋的“妖怪”真面目。
由于施瓦布的书早出萨伊德的《东方学》20多年，所以书中并没有突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的后殖民理论倾向，而是专注于史实的勾稽和文献的疏理，特别是有关古印度和古伊朗语言的研究如何在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达成“印欧语”假说，这一假说派生的文化寻根热情如何成为19世纪后期欧洲知识界的持久兴奋点。由于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得到空前的揭示，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就顺理成章了。20世纪末期的欧洲一体化也许只有放置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各国族在语言文化上的认同背景中加以审视，才会看得更清楚吧。而印欧母语假说对于印度文化而言，使欧洲知识人的想象空间得到调整，喜马拉雅山那边的深肤色古老人种，现在变得既遥远又亲近：远的是地理上的距离，近的是人种和血缘。试想一个家族中丢失已久的一位成员突然又回归到家中来了，对于双方来说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充满着白人优越感与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第一次看中的东方作者便是印度的泰戈尔？即使不论泰戈尔所受的英语教育和英国留学经历，如果不是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后门”获得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垂青东方人的时间也许会推迟数十年。
一位研究英语文学与印度之关系的印度学者崔维迪（HarishTrivedi）在《殖民的交换》（Colonial Transaction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p.vii）一书中无奈地说：“从我们全部殖民经验中构建的现代印度历史中，印度和英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方面。它们仍然在建构我们的感觉和身份，即使今日的后殖民时代也不亚于昔日的殖民时代。直言之，是英语的征服与统治；美言之，则是东西方的相遇。”印度人借助于欧洲人的再发现才开始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根脉，而欧洲人也在比较语言学和新兴的东方考古学的双重刺激之下，将对西方文明根脉的把握转向古希腊之外，在西亚、南亚和北非去探求更为久远的文明传统。
施瓦布确信，西方人对“东方”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这一发现的思想背景与浪漫主义运动密不可分，时间在18世纪后期开始。他指出，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欧洲的男男女女并不知道，也不会关心“东方”的存在及其价值。就在启蒙运动时期，埃及还被看作属于西方文明，而不是东方文明。这一时空错置直到19世纪东方学大盛时才纠正过来。德国浪漫主义者曾认为，人类和白种人（theCaucasians）均起源于中亚的高原山区。而古代印度的书面语言一梵语及其使用者雅利安人也被看作是起源于中亚高原的游牧者群落。这一巧合使自认为是雅利安族后代的欧洲人极度兴奋，由此诱发的文化寻根的激情弥漫在诗人和学者，政治家的言行之中。英国湖畔派诗人几乎全体拜倒在新翻译过来的印度古诗之下；德国的哥德撰写出《东西合集》；连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时还随身带着一本《吠陀》。在德国的大学里，梵语一度成为人所仰望的显学，梵文教授的职位之荣耀盖过希腊文、拉丁文教授们。中国学界当然不会忘记本族的印度语言文化专家季羡林先生也是在德国面壁十载才学成梵文归国的。倘若大唐和尚玄奖活到今日，恐怕要去取真经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德国吧？季先生近年有一个颇惹争议的命题“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其实若从学统渊源上看，这种表达方式直承欧洲学界的“东方文艺复兴”传统。只要随手举出两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当今中国学人的“东方复兴”期待其实要比100年前的法国人和200年前的德国人委婉得多。
1915年，罗曼?罗兰，这位为法国赢得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宣称：被世界大战所损伤手脚的欧洲，将从亚洲的文化精神中获得治疗的希望，未来就在于认识和发扬东方的传统。
1803年，第一个在波恩大学获得梵文教授席位的施雷格尔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印度。”
看来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东方注定是被“发现”的一方。不论怎样呼唤“复兴”，其被动性已然成为宿命。难怪萨伊德在其《东方学》卷首题辞要引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的话来为自己点题：“他们不能表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现。”同样的话语从东方人口中说出和从西方人口中说出，效果截然不同。文化身分的悬殊使同一种措辞要么成为赞誉，要么成为自大。
萨伊德以一个旅居美国的东方学者的身份面对和施瓦布同样的东方学史课题，尽管他在书中10多次提到施瓦布的著作和观点，间或还有大段的引述，但是他的兴趣和意图却截然不同。简言之，施瓦布是欧洲的东方学的生动讲述者，而萨伊德则是东方学的批判者和颠复者。如美国人类学者詹姆士?克里福德所说：萨伊德的话题常被认为是同19世纪的语言学。东方语言文本的收集和整理相关的一门相当陈旧的学科。雷蒙德?施瓦布的百科全书式的《东方文艺复兴》（1950）当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性历史，其中包括了汉学家、伊斯兰学者、印欧学家、文人、旅行者，等等。萨伊德无意去修订或增补施瓦布的书，因为他的方法不是历史学的或经验式研究，而是演绎的和建构式的。他的研究在拓展该领域的同时还使之形式化，把东方学转化成为一种复杂多样之总体的举隅修辞术（synecdoche）。萨伊德效法福柯把这个整体称为“话语”。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的是，自尼采到福柯的学术叛逆性格和系谱学方法使萨伊德的《东方学》实际上解构了西方人的东方学，并将尖锐批判的矛头直指向西方所谓“知识”、“科学”的虚构性，以及学术话语背后的殖民主义价值观。也正因为这样，《东方学》比法国人施瓦布的《东方文艺复兴》更加具有超学科的影响和冲击力，现在几乎成为文化研究方面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典之一。
等到英国人伯纳尔着手撰写《黑色雅典娜》这部为整个西方文明重新寻根的上千页大书时，他一定费心权衡过如何在施瓦布和萨伊德所代表的两种写作方式之间找到后来居上的途径。该书首卷575页的巨大篇幅仅有4次提到萨伊德，提到施瓦布稍多，加上引用和介绍共有10余次。卷首的谢辞中列举的数十个人名中，萨伊德的名字被排在第七十位。书的副题叫“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此处的“古典”同英语中的惯用法一致，专指古希腊罗马文化，作者显然是要告诉世人，西方文明之根并不在西方自身，而在东方。而且，这种“根”（roots）是复数的，是一种复杂的盘根错节，而不是一目了然的单一根脉。而30年前美国近东考古学专家，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克拉莫尔（S.N.Kramer,又译克雷默）发表《历史始于苏美尔》（History Begins at Sumer, 1958）一书，似乎重演了当年泛埃及主义或泛巴比伦主义的文明单一根源论。伯纳尔用一个言简义赅的合成新词“非亚”来替代形形色色含混的“东方”（east,oriental），似乎要把北部非洲和西部亚洲看成与欧洲不可分割的文化传播区。这就从眼界上和研究范围上超过了以印欧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为主线的施瓦布和萨伊德。伯纳尔不是在陈述或者颠复欧洲人的东方学，他是在重构东方学，使它成为与西方学不可分割的知识，成为西方文明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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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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