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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这一时期也相当活跃。代表性人物有津田左右吉、小川琢治、出石诚彦等。与中国学界相比，在内容上，他们相对比较狭窄和集中，主要是探讨中国上古历史的神话性以及神话如何被历史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世纪初的白鸟库吉。他是东洋史研究专家。1909年，在《中国古代传说研究》一文中，他即大胆提出尧舜禹非历史人物，而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的新论。此后，顺势而下，进而论证中国上古史记载都具有神话性。他的惊世之说，当时曾引发激烈论争，有力地影响了日本汉学界中国神话研究的发展。津田即是他的继承者。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神话研究，在《左传思想史之研究》（1935）这部重要著作中，始终贯穿着怀疑和推翻中国上古传统的论证目标。出石是津田和白鸟的学生，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试图将神话由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他是日本第一位专治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发表论文20余篇，结集为《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其见解，特别是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小川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著称，他更注意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典籍记载的各种殊方异物来考察中国神话，并将之与古希腊、巴比仑相关的神话内容进行比较，目的也是在于说明儒家是如何把神话改变为历史的。
这一时期，两国学界既有各自独立的发展，又有相互间的密切交流和积极影响。前者已如上述；后者则在主导倾向上发生了变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影响日益突出。明显的表现是当时鲁迅、茅盾、顾颉刚等人的有关论著都在日本受到广泛注意，有的著作（如茅盾《中国的神话》等）在日本翻译出版，有的重要论文（如钟敬文《盘瓠神话的考察》等）直接用日文在日本发表。影响最大的则是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关于神话研究的成果。这一学派最初受启于夏曾佑关于中国古史之第一阶段为“传疑时代”的提法，此后独立发展，成果卓著，自成一派，其理论、资料和方法，曾使不少日本学者深受启发，当然也有与之商榷，共同探讨的。此外，在有些问题上，两国学者显示出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态势。例如，探讨上古神话过早“消亡”的原因，鲁迅首先借鉴日本学者盐谷温的观点，同时做了补充；茅盾不满于日本学者的解释，另行提出新见，认为主要是被历史化、哲学化的结果；森三树三郎又不完全赞同鲁迅、茅盾等人的见解，他在四十年代初结集出版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更强调古代知识阶层的作用，指出是他们因热衷“合理主义”而对“神秘主义”的神话进行了拒绝和排斥。也有些问题则是互相启发，连锁反应。例如，日本学者森安太郎的“恒字考”，得益于王国维《观堂集林》所列举的丰富材料；出石诚彦作《关于中国古代的洪水神话》，受到顾颉刚《洪水之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的启发；内藤虎次郎写《王亥》，曾事先同中国友人王国维进行商讨，而王国维因此而有《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此后内藤又据王文写下《续王亥》。这种双向连动互相激发的事实表明，两国学界之交流影响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
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及战后长期的政治对立，两国学界的交流受到阻隔。这一期间，双方基本上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
四十年代，中国虽然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被迫迁到西南边疆，但神话研究却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缺少典籍资料的情况下，大批文人学者转而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展开空前规模的田野调查和综合研究。大量鲜活的神话材料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也使他们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从单一依靠古籍文献走向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新路。闻一多的《伏羲考》即是代表性的文本。此文通过对采自民间的活资料的重新考辨，得出新论：伏羲、女娲传说并不如古书所记，二人先是兄弟，后来变为兄妹，再后才是夫妻；其原貌实际是叙述上古洪水遗民，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他还对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凤形象进行了寻根问底的探究，论证了龙为华夏民族图腾，凤为殷民族图腾。当然，田野作业并非始于四十年代，早在三十年代，凌纯声就已起步在先，但大面积推广却是四十年代的事。此期产生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论作，如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马长寿《苗族之起源神话》，杨成志《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其经典》，孙作云《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常任侠《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杨kun（上边两个“方”字，下边一个“土”字）《灶神考》，吴泽霖《麽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傅懋绩《丽江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构成一种前所罕见的学术景观，推动了神话研究的深化。
而此期的日本学界，由于国家处于对外侵略以及最后惨败的特殊境况，对于中国神话的研究一直处于淡季，可以提及的仅森三树三郎《中国古代神话》（1944）等少数成果。这种淡季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不过，那场战争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某些学者的神话研究，例如著名学者御手洗胜就曾说过，自己从事神话研究的动机，是由于“目睹当时日本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天皇的盲目信仰的刺激而引起的”。他认为，“日本人这种思想的根源由他们对日本古代神话的信仰而来”，因此，“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思想根源就不能不研究那个民族的古代神话”。（参见王孝廉编〈中国的神话与传说〉第292、293页）也许持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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