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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到十的集期：地方性时间的展现
中国乡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开市的集期均以农历时间(即传统的夏历)为准。农历实质上是一种阴阳合历，以月亮运动周期为主，同时兼顾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周期。阴阳合历以阳历系农时，以阴历系日期，一方面，农业的春耕秋收跟着太阳转；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安排社会生活、协调和集体活动，日常生活中的纪月纪日则跟着月相变 [7]。集市是乡村进行物资交流、社会交往和集体活动时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活。集市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被人们认可的固定空间和经常赶集的村民，集期的确立则要兼顾几个集市点的开市时间。在从一到十的旬期闭环中，几个邻近的集市经过长期的磨合与互补，逐渐形成一种当地人自明的地方性时间。在这个集市圈内几个集市间的日期互相交错，均匀间隔，互不冲突。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中有的是阴历一、六逢集，有的是二、七或五、十等，其中有些地方还以每旬三次或四次的集期进行搭配。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广西称为“交叉集”，四川为“转转场”。即便是集数较少的地区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同治《栾城县志》卷2记载“全县村镇市镇集只有3处；在城集、集期为旬之一、三、六、八日，冶河铺集，在县城之西北20里，集期为四、九日；西马营房集，在县城西南20里，集期为二、七日，栾城县集市的数量远低于晚清直隶州县集市的平均数” [8]。这样的话，当地人可以天天有集赶。这种集期安排方式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时间与空间组合，为买卖双方带来极大的便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集期凝聚在一起的集市与周围的村庄共同建构了一种自用、自营、自明的地方性时间。周而复始的赶集使村民不断体认与记忆这种时间，日常生活以其质朴坚实的力量再现它以及它背后的文化价值。
2005至2006年，笔者在江苏省北部近万人的依宿村进行田野调查。横贯本村中心街道的集市长约六百多米，依宿本村的逢集时间是阴历一、四、六、九，与周围的戴庄（五、十）、李圩（二、七）、岔河（三、八）三个集市共同组成一旬。每个集市又各自辐射八至九个就近的村庄。
由于集市在乡村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作用，生活在这个地方性时间围廓内的村民必须记牢阴历的时日。表征传统实用与文化价值的阴历时间在当地构成主要的时间框架，不管是为农事还是为社会交往，村民大都用初一、十五作为谈话和行事的时间参照。尽管在1912年，孙中山宣布废阴历而用阳历。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所以阴历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在依宿村，几乎每一家都会在墙上张贴带有各种图案的年历画（当地人称“阳历表”）或挂一个日历本，上面同时标示出阴历和阳历。有趣的是，尽管他们都用“阳历表”这个词，但是多数人查阳历表却是为了看阴历时间。村民解释说：“平常的阴历时间大部分都能记住，大差不差。看阳历表是为了查阴历的‘大、小进’。阴历里边一月三十天的是‘大进’，二十九天的是‘小进’，咱街是一、四、六、九，二十九咱街逢集。要是没有三十，下月初一算三十，归王玚逢集，咱这就瞎集了，到初四才能开始，就得看好大小进，要不然好几天在咱当街买不到菜，还得跑远路。”他们在一旬的时间圈内，更关心本村的逢集时间。村民只有在集上才能买到蔬菜和肉类等每天必需的消费品，而且有些村民既是顾客，同时也是做生意的卖主，所以算好集期对其而言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说“象我们经常赶集的，初几初几的，心里都得装着”。村里每月阳历16—18日收电费，因为村民多用阴历，所以村委会每月需用广播提醒村民交费。收电费是由该村的电工负责，他多是在本村逢集的时候，在街口放一张小桌，借助集市完成阳历时间要求的工作。
也有不少村民并不是每天都很清楚明晰地知道当天的阴历时间，“大部分时间能记住。今天是旧历六月六，今天逢集，再一天初七，后天初八，大后天初九又是逢集的日子。初一逢集，隔一天又隔一天初四逢集。有时候家里没菜，才想起赶集，问问今天初几了”，或象村民周文兰等人“俺有时侯也不知道初一还是十五，看人家手里提着篮子，拿着蛇皮袋子往街里走就是赶集了，自己也跟去赶集”，或“骑自行车的人一多，就知道赶集”。
在这里，集市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单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手段，而且也不仅是施坚雅所论证的通婚圈的联结。集市通过借助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以及有关场所的身体记忆，再现着中国传统的阴历时间体系和对村民构成意义的地方性的时间指向。康纳顿独到地指出，在特定社会里生活的人的身体姿势就有着那种沉积下来的记忆，它们既融入了实践，也铭刻着实践。因此，记忆包含着一系列感觉 [9](90-127)。记忆通过身体与物质被局部化了，如看见跨篮子往村中心的大街走就知道赶集的时间，记忆蛰伏在我们的举手投足间，集市因为人们跨篮骑车的动作而活着。同时，在固定场所的集市将记忆的时间性进一步空间化，如集市空间生动的交流场域；集市上某段时间出售某种商品的摊位增多，如上坟用的火纸，实际上是在提示人们清明、鬼节或年关逼近，该到坟上看看去世的老人了。在其中，人们能辨认出时间的方向性。如果没有活生生的空间，也就不能有活生生的时间延绵与循环再现。实际上，除了定期赶集，几乎没有更多的社会活动可以对本村及附近各村村民的时间观念构成如此确切的提示。
作为地方性时间的集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规律性的社会活动凝铸了当地人共同的时间感与共享的地方感。日常时间轨制着日常生活交往的方式与频率，赶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让人们在同一时空下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往，毕竟这种交往形式在各种社会互动中，尤其在乡村生活中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在互动与交往的情境中，人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大多数村民总会友好或仪式性地互相致意，有的直接站在街边聊上一袋烟的功夫。即便是没有谈话，一群人熙熙攘攘地聚集到集市，在擦肩而过有意无意的关注与表情中，依然会感觉到彼此间的相互存在。在这种特定的时空下，人们之间据有着一种自明的当地人意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时间秩序如何在市井村落间被无数个体的村民以及他们的社会互动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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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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