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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玄宗诞节的衰亡及其原因分析
天宝十四载（755）八月的天长节，当是唐玄宗诞节盛况的最后强音。这个天长节，唐玄宗颁布了《天长节推恩制》，总结了自己执政以来取得的丰功伟绩，并对各色人等施以恩惠，显示了皇帝在诞节与民同乐的追求。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反于范阳，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此后的玄宗诞节，虽然亦有所庆贺，群臣亦有献礼之举，比如独孤及曾作有《为独孤中丞天长节进镜表》，提到向时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和时为皇帝的唐肃宗进献两面镜子，“以续圣寿”[51]，但是显然庆贺的规模已大不如前。比如乾元元年（758），“八月甲辰，上皇降诞日，于金眀楼宴百官，赐采五百匹。” [52]“赐采五百匹”的数目，实在无法与天宝十四载的“二万匹”相提并论！
不仅宫廷中的庆贺规模骤减，诞节的假期也大大缩短了。代宗元年（762），唐玄宗去世（去世于唐肃宗元年建巳月，即公元762年）后几个月的又一个天长节来临前，代宗颁敕将休假日期由三天减为一天，对此，《唐会要》有如下记载：“至宝应元年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旧给假三日，其前后一日假权停。”[53]
唐代宗大历四年（770），杜甫作《千秋节有感二首》，一首回忆千秋节的盛况，一首则表达因盛况已逝而生的伤感：“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湘川新涕泪，秦树远楼台。宝镜群臣得，金吾万国回。衢尊不重饮，白首独馀哀。”[54]此时千秋节早已更名为天长节，据清代何焯分析，杜甫“仍云千秋节者，纪其太平最盛之时也”。[55]这里，出生于公元712年、亲历了万民同庆千秋节盛况的杜甫，以一个当事人身份确认了它在此时的已然衰落。
到唐德宗时期，唐玄宗诞节放假的规定被取消了。据《封氏闻见记》，“今上（指德宗）即位，诏公卿议”时，遂有吏部尚书颜真卿（709-785）上书，指出玄宗诞节继续为假的不妥之处，“礼经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惟开元中始为之。又复本意以为节者，喜圣寿无疆之庆，天下咸贺，故号节曰千秋。万岁之后尚存此日，以为节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56]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又有李元素上奏，指出“臣等闻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五圣威灵，在天已久，而当时庆诞犹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礼，请依王泾奏议并停。”[57]至此，曾经盛极一时的玄宗诞节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因相关政策的颁布而兴起的节日终因相关政策的终止而消亡。
毫无疑问，玄宗诞节的衰落与安史之乱爆发使以玄宗诞日为节这一政策的实施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密切相关。安史之乱导致天下太平局面遭到严重破坏、国力衰落，唐王朝包括唐玄宗个人也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惶惶如丧家之犬中，是不可能有“朝野同欢，足为美事”的心情来庆祝诞辰的。比如至德元年（756）九月三日是刚登基的唐肃宗的降诞日，“王公已下咸有进献，帝以行在不受”[58]。与此同时，远离皇帝的臣子的进献之路也因战争受到阻隔。比如上举独孤及的《为独孤中丞天长节进镜表》就提及当年进献的两件镜乃是前一年五月五日于淮阳铸就的，“欲献之行在，为圣皇寿，冀申犬马之意、臣子之心”，但当时“属豺狼方炽，道路艰阻，恳愿空积，上达无由”。只有等到“今宸极正而乾坤贞观，惊尘收而日月开朗，当白露盛序之秋，是黄河澄清之日”，方才遣人奉上。
但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玄宗诞节就不会衰落了吗？就可以成为一个超越朝代、流传久远的节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玄宗诞节也许不会衰落得那么迅速，但同样会衰落下去，也无法摆脱消亡的历史命运。在笔者看来，玄宗诞节的衰亡，一方面应归因于统治者对以玄宗诞辰为节这一政策的终止，另一方面应归因于作为建构型节日的玄宗诞节并没有通过几十年的政策实施成功地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民众不需要政策的强制力主动参与其活动的节日。而且后者更为根本。因为如果玄宗诞节能够融入百姓生活，即便国家取消了相关政策，民众也依然会将其作为节日来度过，这个节日也能够传承下去。问题是张说、唐玄宗等人建构的玄宗诞节是个具有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节日，根本不可能成功地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在朝代不断更更迭、君主权威不断强化的封建社会也不可能不被终止。这是在政策过程之初，即设计决策阶段即已决定了的。
设计玄宗诞节的目的是为了让普天下人同来庆贺唐玄宗的诞辰，为他上千万岁寿，希望圣寿能够久长。然而，“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唐玄宗并不能因为他的帝王身份而摆脱掉死亡的宿命，千秋节的设置也便因此失去了意义。正如王泾所云：“按《礼经》及历代典故，并无降诞日为节假之说。惟国朝开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是元宗降诞之辰，请以此日为千秋节，休假一日，群臣因献甘露万岁酎酒，士庶村社宴乐，由是天下以为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师韦见素以九月三日肃宗降诞之辰，又请以此日为天平地成节，休假一日。自后代宗、德宗、顺宗即位，虽未别置节日，每至降诞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为乾曜、见素等所奏以为节假者，盖当时臣子之心，喜君父圣寿无疆，以为荣庆。今园陵既修，升祔将华，谨寻《礼》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59]当然，如果后世的皇帝能够慎终追远，不在乎这一点，继续将他的诞节保留，这个日子也未必不可以作为节日继续通过政策的实施传承下去。但事实是，唐玄宗诞节是个带有极端个人主义色彩的节日，而每个朝代、每个皇帝都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威性。非但唐代以后的诸王朝不把一个已亡王朝的皇帝的生日作为诞节加以承认，就是在唐代自身，后继的皇帝也往往循故事在自己的诞辰设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取消已逝皇帝的诞节，必然意味着诞节越来越多，而在历法上，新旧皇帝的诞辰日又往往并不同时，其结果便是年度周期内诞节的频繁出现，以致破坏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因此，相当典型的人亡政息的局面出现了：在新皇帝颁布政策设置新诞节的同时原有政策被终止，旧诞节被取消。
同样的，玄宗诞节之设的以个人庆寿为目标，缺乏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不着眼对民众需求的满足，也使它无法真正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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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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