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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地理学教授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必须和殖民扩张的进程联系起来考虑。在1492年以前，欧、亚、非三大洲在同等水平上都自发地产生了资本主义。1492年以后，惟独西欧的资本主义获得加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这是因为欧洲在地理上位置最接近美洲，欧洲人从美洲，随后又从亚洲和非洲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发生了：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集中在欧洲，这是由于殖民主义给予欧洲人一种权力去发展它们自己的社会并且阻碍其它地方的发展。正是这一发展动力和不发达现象从主要方面说明了现代世界。” 从殖民掠夺角度来解释资本积累和产业革命的发生条件，布劳特认为以往西方社会科学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忽略了这个根本的原因，就因为解释者沉陷在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模式之中而无法超脱。无论是马克思从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理解，还是韦伯从欧洲的基督教新教改革的精神方面去理解，都难免局限于欧洲中心价值观之内。资本主义惟独在西欧获得领先世界的地位，那是以掠夺殖民地的利益为杠杆的。“不是由于欧洲人更聪明或者更勇敢，或者比欧洲以外的人更优秀，或者更现代化、更先进、更富有进取心、有更多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是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神话，最好通通忘掉。”
从“进步”“革命”到“发展”，恰恰是欧洲中心主义文化传播论在18、19和20世纪叫得最为响亮的主题词。它们与所谓“现代性”一起为昔日的殖民地、今日的后发展国家设定效法西方的未来路径，描画美好前景，而实际上却掩盖殖民、掠夺、不平等与生态毁灭的现实真相，成为文明-帝国主义的极具欺骗性的观念工具。用诸如发展与变革一类的美好旗号来蒙蔽大众，其实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要求。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一直按其持续的资本积累这一逻辑行事，坚持不懈，以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变一切。我们可以发现这反映在许多全新的社会现实中：生产机械化的推广，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空间限制的消除，世界性的非农村化，生态系统几近破坏殆尽，工作程序货币化程度的大提高，消费主义（高消费）。” 如此看来，资本积累才是“进步”与“发展”之类话语背后的深层原动力。正象文明本身才是人类踏上追逐物欲满足不归路的巨大推动力。“发展”以解决多数人的贫困和温饱为幌子，其实真正解决的是跨国公司、大资本家和开发商的超额利润指标。因此，也就是这些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最喜欢大谈特谈“发展”。
作为“不发展”的信奉者。我们可以在此引出澳洲原住民的例子，反证资本主义“发展”宗教的偶然性。先了解澳洲原住民的世界观：
土著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在他的家园里，或附于树上，或附于石上，或附于某个动物身上。他自己不过是灵魂的“肉化”，他死之后，要回到灵魂那里去，等待再次“肉化”。因此，土著离不开自己的家园，万一离开了，他们会惶惶不可终日。200多年前，白人占据了他们的家园，土著因此失魂落魄。有土著谱了一首歌，叫《可怜的伙计，我的家园》。土著不如意时，就哼起这首歌，非常伤感。
再看看他们的善良性格：
土著不懂得战争。每个人的灵魂都在自己的家园里，他们不会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地盘去侵占其它群体的地盘，部落或小股人群之间就难有冲突。而在自己的群落里，他们有类似宗教的意识和感情规范各自的行为。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会终日不安，生怕受到神灵的惩罚。当然，摩擦冲突有时候难免，一般地，也就忍了。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不会操起家伙去斗殴。
土著这种性情，倒有点儿像澳洲大陆上的动物。澳洲没有大型凶猛食肉动物，狮子、豺、狼、虎、豹，都没有。作为澳洲象征的袋鼠和考拉都是非常温良恭顺的。袋鼠没有利爪和利牙，食草为生。它的眼睛总是那么温和，让人觉着它更像鹿。考拉又名树熊，是猛兽熊的亲属，本是食肉的，但如今它们整天待在桉树上，懒洋洋的，一天要睡十七八个小时。它不会影响谁，更不会伤害谁，似乎也不防备谁。
澳洲土著也从未担心谁会来伤害他们。他们的生活平静如水。
思绪飞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西亚、北非，那也是一片干旱不毛之地。可是，那里却诞生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典，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和牧业，成为辉煌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这是因为，那里是三大洲交通要冲，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多少万年里以及在有文字记载的许多个千年里，不知有多少民族在这里发生交往、冲突和战争，一些民族胜利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像考拉那样高枕无忧，他们时时刻刻要准备对付不知来自何处的挑战和威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进步了。
澳洲土著则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担心外族入侵，不知道刀兵为何物。时间在这里凝固了。一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几万年过去了，他们的进步仅仅表现在耳朵、眼睛和鼻子更灵敏，狩猎和采集更成功上，生产没有进步，社会没有进步，一旦强敌闯入，就毫无抵抗能力。
以上个案可以反过来说明，人类在几百万年的生存时段里是不崇拜“进步”
按照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看法，人类进入文明是新石器时代发明出的农耕与畜牧生产的直接结果；而农耕与畜牧之所以取代了原来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是因为狩猎生产的大发展与生态的变化使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第一次发生质的变化。人类为了满足增长的人口需要不得已走上了“生产强化”的路子。谁知这一上路就无法回头了。如今的“生产强化”已经把地球推向了空前的生态危机，而人口增长的无极限与生产增长的有极限之矛盾，先天注定了未来这个星球根本不可能有太平。物欲膨胀的巨大人口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必然要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说实质上还是可以还原为人欲与自然的冲突。
五、文字作为殖民资本与文明霸权之始
如果我们要追问文明-帝国主义的由来根源，那么作为文明之必要条件的文字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焦点。我们只知道文字是人类文化史上一项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却不知道文字也是真正的“殖民/被殖民”权力支配关系的关键媒介。通常认为，发明字母文字是引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大步骤。如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就说，“为了评价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看那样一些部落的低级文化水准就够了：那些部落仍然没有文字，而只是信赖记忆中的传说和生活惯例。他们既不善于像我们借助记录事件那样积累知识，又不善于保留新的观察成果以利于后代。因此，的确，字母文字的出现，就是文明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分界线。” 其实，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同时也意味着文明对野蛮的压迫开始了。有文字的社群与无文字社群发生冲突的结果，总是文字一方征服和统治无文字的一方。由此而形成“文字殖民主义”现象，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文明霸权之建立，是同口传文化到书写文化的历史大变革与大转换密不可分的过程。作为新兴媒体的文字，它本身就具备了打击和压抑前文字时代的传统媒体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强大文化资本。借助于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本，拥有文字的社群可以对无文字的社群展开征服和殖民统治，并且把这种征服和殖民统治表现为合法的和正义的。古埃及人对希腊人的殖民，如果真有的话，显然是文字大帝国对无文字社会的入侵和占领。殷商人能够把大禹时代“万国”纷争的局面变成一统江山的帝国，甲骨文的特权和霸权作用，也许无论怎样估价也不会太过分的。近年国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在境内南北方广大地区普遍发现史前遗址，某些中原以外的史前文化遗址明显表现出物质生产和社会结构上超出殷商人的高度水准。由此而使当今的考古学界基本上倾向于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说，取代过去的中原中心说。但是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疑问是：为什么它们都没有发展出统一王朝，惟独殷商这一枝将文明的典章制度传承了下来？看来唯有殷商王室掌握甲骨文这个事实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答案：是文字的作用使中央权力得以确立和扩展四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书同文”，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文字对于文化霸权的的重要价值所在。
20世纪人类学对口传文化的再发现，给文字拥有者千百年来形成的文明自大狂心态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何透过文明遮蔽去寻找前文字社会特有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生存方式，如何重新估价口传文学的多媒体特征和活态特征，及其互动性与社会性，正在成为民族志诗学研究的热点。相信对于长久限于文字文本对象的文史研究，必将带来全新的视野拓展和方法的更新。
六、文明冲突论的人类学还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辨析，不难看出文明冲突论是典型的文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基本宗旨是在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霸主推行全球霸权而服务的。尽管他的立论似乎表面上也以世界和平的维系为目标，但是其话语的根基却是反和平的，实质是为维护文明霸权而在后冷战时代寻求新的理论包装形式。对此，我们只要抓住其关键词“文明”加以解构分析和适当的语义还原，就不难窥见其底蕴了。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 这里的冠冕堂皇措辞在后福柯时代已经很容易自我暴露出另外的真义。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的压迫是绝对的，因为自诩为文明代表的人总是可以不加论证的对野蛮发起合法的攻击乃至毁灭之。这种自诩的合法性就表现在所谓的道德正义之中。当年对原住民实施残忍的种族灭绝的殖民宗主国，今日全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且也是最讲究法制、人道与人权的国家。这是历史性的莫大的反讽！无怪乎反思派社会学家要求我们放弃那种以科学公正和理性为标榜的习以为常的思想方法：
重新思考我们的科学准则，寻求更为全面和精确的方法论，努力放弃科学思想价值中性说这一出于某种目的的骗人鬼话；只有最广泛的，无人不包括其中的人类社会组织才是，也才可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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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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