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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资本主义危机、现代性危机，还是文明危机？
现代性成为最近几十年国际性的学术理论焦点问题。从乐观到悲观，从赞美到忧虑，批判与反对的声音越发强烈。然而，现代性危机的渐进积累终于在世纪之交导致了反作用能量集中爆发的重大历史事件——911。现代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值得骄傲的物化符号——纽约世贸大厦双塔，居然噩梦般地在瞬间轰然倒塌化为废墟。这个噩梦般场景通过卫星通讯技术在第一时间传播到全世界，几乎给所有热诚拥抱现代性的人当头一棒。可以想见，这一事件将使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后期）日渐增长的反思和反叛现代性的全球文化寻根思潮迅速蔓延，在21世纪即后911时代成为具有重要导向意义的思想潮流，足以引起理论工作者的高度关注。
要从理论的高度上较全面地把握后现代文化寻根思想运动的脉络，研究者有必要把眼光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和学院派的权力话语中解放出来。而实现这双重的视野之解放的前提在于，全面解构前911时代以韦伯为首的旨在论述资本主义历史合法性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架构和范式，关注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非西方传统，和西方世界内部方兴未艾的民间性非主流思想运动，从中获得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参照和超越危机的思想资源。
20世纪后期在整个西方世界迅猛发展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 正是在这种反思的意义上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如何把官方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间的冲突”论，还原为更加具有根本性的“文明与原始的冲突”，或者“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从10000-5000年来全球文明史的大背景上重审“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根源与动力，获得检讨“文明霸权”和“文明-帝国主义”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颠覆作为文明-帝国主义术语的“进步/原始”、“文明/野蛮”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色彩强烈的对应式关键词，进而调整和重构我们审视世界、关照历史、思考文化问题的概念框架，期待一场根本性的思想范式的转换。
二、长时段：从500年到5000年
西方的社会科学把关注的焦点从资本主义转到了现代性，从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到其风险性，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从韦伯到吉登斯的转变。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所声称的：“今日的批判理论，应该实质性地描述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全球影响，而不是把一切东西都一劳永逸地塞进‘资本主义’这个百宝箱中。” 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充分表明现代性的展开如何把人类带进一个风险巨大而危机莫测的当今现实。911 事件则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再度回应了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规模杀人与极端迫害之间所发现的内在联系。
随着世界文化格局分化重组的迅猛进程，学界围绕着现代性的讨论在最近20年又特别牵涉到全球化问题。一般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必然发展趋势。 然而，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起源、现代性的起源还是全球化的起源，用习惯的“传统/现代”模式和“封建/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框架来讨论，都难免犯历史短视的老毛病。道理很简单，不论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还是前现代与现代的二元划分，都只能把研究者的视野限制在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史方面，也就是大约500年的焦距。问题的实质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住了。一旦我们将500年的焦距放宽十倍或二十倍，即从10000-5000年以来的全球史视野中审视现代性与全球化问题的根脉与动力源，结果自然就不一样了。反省的深度层次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有一条久埋在地下的深深根脉的发现：“文明”自其诞生之日就潜伏下的危机才是最根本的危机。因此，反思现代性危机的深度尝试也就自然变成反思文明自身的危机。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大潮对学术思想领域的冲刷，留下极为可观的积极效果。比如说，人们讨论殖民主义问题的语境就已经今非昔比了：已经从近代以来的全球殖民历史拓展到了文明史的全程全景语境之中：例如，以《黑色雅典娜》和《黑色上帝》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起源史的全面反思，已经把古希腊文明的产生看成在一定程度上埃及殖民影响的结果。 由此而引发的巨大理论冲击波 ，已经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思现代性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回应：一向以学风严谨而著称于英语学术出版界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久前推出《原始主义的现代主义》一书，其副标题为《黑色文化与泛大西洋的现代主义之起源》。 这种把地理上的非洲和欧美两洲结合起来，思考现代主义根源的新思路，其学术思想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或文化交流史的范畴，代表着打破传统的东西方空间界域 在此以前，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殖民”一类语词指称英格兰人对英伦三岛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领土入侵、政治统治与民族压迫。 2001年问世的一部英文新书《方舟王国：古代不列颠人种是埃及法老后裔的惊人故事》 ，在最后一章使用了“失落的殖民地”这样的标题，把作为全球化动力的英伦三岛的文化根脉追溯到古埃及的殖民远航登陆所带来的影响。这位名叫艾文丝的女作者，可以说是把《黑色雅典娜》的想象力超出了不止一倍。伯纳尔只是争辩古希腊可能做过埃及的殖民地；而艾文丝却要论证今日英国人的若干祖先是来自古埃及的。莫非她要复兴一世纪以前的泛埃及主义的旧论？据说这是“一本让传统的专家们脸红的书。”也不知是让他们气得脸红，还是羞愧得脸红。本书封底介绍说，这是一部修正历史的新著，综合了考古线索和发生学的证据，语言学与埃及学的知识，具有挑战性的提出不列颠人种来源的真相。从体例上判断，《方舟王国》显然不是科幻小说，因为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和引用文献索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学术书写法。
在13章（末章）的叙述里，艾文丝生动描述了爱尔兰如何成为埃及人登陆之岛屿，同时发问：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什么长期被学界所忽略呢？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样的信息假如被人们接受，那么学院派将很快重写整个历史，引起对传统的“历史事实”怀疑。重要的是要指出：许多学者的生涯就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这样就把知识人的既得利益与他们的学术假面之间的关联和盘托出了。作者还举出大英博物馆的中世纪馆中重要文物为证，试图让读者相信她的书是有实证根据的，而不是异想天开。
从《黑色雅典娜》到《方舟王国：古代不列颠人种是埃及法老后裔的惊人故事》，不论其所争论殖民问题有多少学术的可信度，它们至少可以说明，考察殖民主义的视野已经从数百年拓展到了长远得多的历史时段上。我想，这样一种焦距的变化为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学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启迪。
也是在2001年，纽约的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教授的创新性大著《文明：文化、野心与自然的转化》。 作者从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视角展开他的以一万年为单位的宏观文明史叙述，其起始点既不是尼罗河畔也不是两河流域，而是前哥伦比亚的美洲。作者把“文明”重新定义为“一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类型，这种关系出于文明化的冲动，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文明化冲动”又被解释为“系统化改造自然的项目”。这一定义使他能够处理世界上不同生态体系中存在过的所有社会，从而把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那里拓展开来。这种环境的视角还使作者得以超越既定的文明人偏见，不去预先假定哪一人种（比如雅利安人）注定要进入文明而其它人种则注定不会进入文明。我们如果进一步推演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论点，可以说，进入文明的人种未必是福；未进入文明的人种也未必不是福。文明人虽然寿命延长，享有科技之便，但是生活在生态恶化、癌症与爱滋病和核毁灭的威胁之中的高度紧张的生命质量，显然不如没有科技便利也没有现代病折磨的轻松自如的生命质量。文明人终于到了放弃文明自大的架子和偏见，彻底反思文明带来的利弊与祸福之比例的时候了。
即使自5000年以前，人类部分地进入文明以来的道路不可逆转，前文明或非文明的人类部分在当今世界上已是凤毛麟角，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文明就是好的，需要无条件效法的；非文明就是不好的，必须消灭的。单纯从生产力演进的角度看，文明的到来是最值得庆幸的大变革；而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看，“文明人与野蛮人谁将存活”的问题耐人寻味。今日我们虽处在文明的高度发达状态，物质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可是用吉登斯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也只有那些最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假定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 如果我们不想当“最愚蠢的乐观者”，那么就必须面对世界在何时、被何种力量所“撕裂”的问题。追问的结果又回到了5000年前文明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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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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