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训主要流行于汉代今文经学。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序》中指出：“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义皆定。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虚，实亦儒门之奥键。”今文经学与刘歆所倡导的古文经学的区别之一，在于古文经学的经说一开始就立于文字，而今文经学的经说则是凭经师的口头传承，这一点正是刘歆攻击今文经学的主要借口，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汉书。刘歆传》）。

　　口传之学无法目研而全凭耳治，耳治故以音取义，有其音则有其义，音同则被视为义同，此与民间修辞同出一辙。今文经学的经师原本就是因为秦始皇灭学而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后得朝廷的征召才入为太常博士，故其修辞方式必受民间语言的浸染，声训法的渊源正当由此追溯。

　　谐音双关修辞之于民间话语，故其宜也，但纯以此法解释经典而为声训，则非其宜。刘师培云：“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即义，声音训诂，同出一源。”此说用于原始语言和民间语言则是，用于因引申、假借、讹变而歧义纷出的语言和重视以形表义的书面语言则非。

　　经典话语与民间话语属于两个有着不同的语言传统和修辞法则的话语系统，故以源于民间的语言惯例解释经典，必有捍格不入之处，于是，强辞夺理、牵强附会也就在所难免。反之，《诗经》中的大多数诗篇原本是民间歌谣，属民间话语系统，重声音的关系，但汉儒不明乎此，径以解经之法解诗，弃声学而专以文字训诂之学，对本无事类、义理关联的“兴”句，亦以为有大义存焉，因而刻意经营，深文罗织，致使天籁之歌唱顿成老生之常谈。民间语言法则不可用于解经，经典语言法则亦不可用于读诗，谚曰：“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此理亦可用于读书。

　　如果我们注意到今文经学与谶纬的关系以及谶纬与民间谣谚的关系，则今文经学与民间修辞的渊源就更得以落实。

　　开头所引《白虎通义》几乎是下面这段文字的翻版：

　　夫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兴运于寅，施化于卯，成纪于辰，威震于己，德王于午。故子者孳也，自是渐孳生也；丑者纽也，万物之生已定纽也；寅者演也，物演渐大，少阳之气也；卯者茂也，物茂渐成也；……壬者任也，至精之专；癸者揆也，谓可度其将生之理也。（《诗纬推度灾》）

　　谶纬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前贤今哲已多有论及，其立论多从其思想内容（如阴阳五行、天地感应、方术灾异等）出发，无需重复。但从其话语和修辞形式上揭示其渊源关系或许更会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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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