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且举一例。顾氏《史林杂识。初编》有《左丘失明》一则，因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语而及史籍中关于瞽史的记载：
　　《周语上》记邵穆公谏厉王语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一“瞽、史”上承“瞽献曲，史献书”而来，故可确定其为二种人，非以瞽而为史也。

　　顾颉刚先生硬将“瞽史”一分为二，分指“瞽”和“史”两种人物，实在大可不必，所谓“瞽史”，正是“以瞽而为史”者，即盲人史官。盲人看不见，不识字，更无法书写（那时肯定没有盲文），自然不能用文字记事，但记事又何必非用文字不可？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就早已使用口头语言记忆和流传历史了，文字流通之后，人类才开始使用文字这种更便于保存的媒介记录历史，但是，一方面由于文字书写的困难和书面语言的笨拙，另一方面由于用口头语言叙事更容易做到绘声绘色、生动感人，因此，在文字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仍保留了“口述历史”的传统，由于盲人有非凡的记忆力，因此，王廷中诵吟历史的职责多由此辈担当，所谓“瞽史”是也。

　　“瞽史”一名表明了历史原本是口耳相传、层累而成的“故事”，故事与古史这两种后来被视为泾渭分明的事物在瞽史的身上天衣无缝地重合在一起。这实在正是建立“层累说”的一个绝妙的理论支点，也是对“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这一方法有效性的有力支持，但是，顾颉刚先生硬是对“瞽史”这一类人物的存在视而不见，从而放过了一个从发生学和本体论上证明其古史观的绝佳机会，这不过是由于他不相信会有瞎眼的史官。《左丘失明》一文一开头就道出了这一心迹：
　　幼读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至“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疑之，以为世安有著书之盲瞽？左丘已失明矣，如何能著七万数千言之《国语》与十九万余言之《左传》？

　　可见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文字中心主义”偏见是多么深厚而沉重。

　　但不管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这一切都无损其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缔造者地位，恰恰相反，其学说所引发和蕴涵的种种问题，适足证明顾氏之学是无法回避和“走出”的，因为证明一个学者思想深度和学术力量的，主要并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前人不曾想到无法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引导着学术的生长和思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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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