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弄清了这些问题，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也就随之瓦解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说”就蕴涵了这一结果。

　　上个世纪初的北京城，有许多戏园子，那是文人墨客和走卒贩夫消遣找乐的共同去处，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也经常混迹其中。戏园子中大多数看客自然只是看看热闹，而顾颉刚却看出了门道：从戏文故事中的粉墨春秋看出了高章典册中笔墨春秋的戏剧性和故事性，年轻的历史学家悟到，那些看上去郑重其事的古史记载，实际上也跟戏文故事一样，并非历史的实录，而是在一定的是非好恶观念和叙事模式的左右下长期流传、敷衍的产物，古史，首先是故事。正是戏台下的这灵机一动，启发了顾颉刚“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历史”的学术洞见，并由此陶炼出“层累说”的历史方法论。“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不是承自什么宗师高手的真传秘授，只是从游戏场中偶然得之的小道末技，却一出手就点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死穴”，而震撼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古史辩”学派也就缘此异军突起、横空出世。

　　“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意义几乎可以与“用白话写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相提并论，顾颉刚先生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反传统的旨趣上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凭借这种眼光，传统的史官史学或正统史学的魔障才被彻底揭穿，中国史学才走出王道历史的狭小天地，走向风光无限的民间历史：原先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圣先王被赶下神坛，隐没于阴影中作为陪衬的野人俗众被推倒历史图景的前景：原先被深信无疑的圣书经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诘问，落于传统史学视野之外的野史村俗却被当成活生生的史料。正如粗野朴陋的白话进入写作导致中国新文学的产生，荒僻不经的民俗进入学术的视野则导致了中国新史学的产生。

一

　　“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的“层累说”，在顾颉刚及其追随者那里主要是被作为一种史学方法论，但这一学说有着比单纯的方法论更深邃的意蕴，它必然导致对历史学与文学的学科界限的重估，对历史文体与文学作品关系的重新界定，这些问题已经超越方法论的层面而深入到本体论的侧面了，对此，甚至连顾颉刚本人及其追随者和反对者也缺乏清醒的认识。

　　在一般人看来，古史和故事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本，因此，分别以两者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文学被视为两个界限分明的学科。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故事的目的在于娱人，而历史的宗旨在于记实，因此，只要能够引人入胜动人视听，故事就不妨虚构，而历史叙事却必须忠实于史实，真实性是历史叙事的生命所系。把历史叙事与故事等量齐观，就无异于把史学混淆于文学，而这等于瓦解了历史学这门古老的的学科，因为，历史学科成立的基础就在于它相信存在着一类与文学虚构文本截然不同的“真实的”历史文本，历史学所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就是通过书写保存历史的“真实性”。

　　但是，什么是历史学所谓的真实性？历史学的真实性，当然是指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即一件历史叙述应“真实地反映”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但是，靠什么来检验一件历史叙述是否是真实的呢？历史叙述文本所描述的总归是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因此要检验其真实性，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在实验室中重现科学现象来检验与之相应的科学命题是真还是假，而只能依据先前的文献记载，尤其是依据据说是当事人和当时人的文字记载，这种能够用以检验历史叙述、重建已逝去的历史的文字记载就是所谓史料，史料是历史叙述真实性的基础，因此也是历史学这一学科维持其存在的依据。而随着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考古文物被视为较之书面文献更可靠的史料，被王国维先生视为检验历史叙述是否真实的“二重证据”。

　　正因为文字史料是检验历史真实性的依据，也即历史学科成立的依据，因此，人们才把文字的产生视为历史的开端，文字产生以后的历史被称为“有史以来”，人类历史被等同于文字记载的历史，似乎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就没有历史，就没有对过去的事情的记忆，我们不妨把这种将历史等同于文字记载历史的观念称为“文字中心主义”，而“文字中心主义”又植根于“史官中心主义”，文字最初是巫史阶层的专利，而其对于文字的垄断则是基于王朝对历史叙述权的专制，只有天子任命的史官才有叙述历史的权力，同时也只有史官才有认定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记载的权力，他既然以文字作为记载历史的唯一手段，那么，在他眼里，就只有著于竹帛载于经籍的历史才是历史，而“有史之前”的和流传民间的口传叙事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狂夫刍荛之言”或放诞无稽的“小说”，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之外的广大天地，文字流传之前的漫长岁月，不仅丧失了书写历史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拥有历史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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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