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知识分子将俳优放逐于历史之外，可谓数典忘祖，实际上，自由知识分子的家谱上，最初写着的正是俳优。俳优的前身是巫史，巫史在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是历史的叙述者，是知识的传播者，是权力的守护者，是民族命运的预言者，是所有重大礼仪活动的主持人，而其藉以与神沟通、保存历史和传承知识的主要手段是舞蹈诗歌，原始的礼仪活动无非是一系列的歌舞表演。春秋战国之际，礼乐崩坏，诸侯列强僭夺了制礼作乐的权力，巫史被抛出礼乐体制之外，从而丧失了其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神秘性，其歌舞伎艺除尚残留一点巫术效用之外，就只有娱乐的功能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巫史蜕变为俳优；就其被抛在礼乐体制之外，独立地承担起了传承和阐释传统的历史使命，他又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先驱。──他既是以艺事人的表演者，又是以学化民的学者，俳优与智者，一身而二任，这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孔子、屈原身上，都还保留着这种双重人格的遗迹，而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齐国稷下学派，正因其学宫设在社稷之下而得名，社稷是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之所在，这不是正流露出诸子之学与原始秘仪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吗？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载《士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提到“近几十年，西方学者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歧，主要在于“早期讨论比较强调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格，即知识分子因为不成其为一固定的社会或团体，而发展出一种自由批判的精神，”近期则有人“强调西方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传统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主要以依托一种宗教价值或“道统”（神圣传统）对现实进行批判。德国人达伦道夫持前一种观点，并将中古宫廷中的“俳优”
视为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前身，余英时先生则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看作道统知识分子的典型。这一关于知识分子本性的论争，实际上是想通过给知识分子认宗寻祖以判定知识分子的文化本分和社会地位。不过，实在说来，两种知识分子原本同祖，两者都是原始巫史的后裔，只是一方更多地遗传了其俳优基因，另一方则更多地遗传了其君子基因，而这一分化变异与其说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不如说是时势使然：寄身江湖者，“多能鄙事”，熏染于民间文化的驳杂、诙谐和粗野活力，故流为喜笑怒骂不拘一格的俳优；而固守庙堂者，则坚持道统，执着元典，遂成就为义正辞严不苟言笑的君子。历史造就了两类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双方就各立门户，以至于为争正宗而成为冤家对头：正人君子将俳优者流赶出历史殿堂，俳优们则在戏剧小说中对文人“醋大”极尽挖苦奚落之能事。
司马迁著史，《滑稽列传》与《屈原贾生列传》共存，极力表彰俳优的古道热肠，这固然表明司马迁的时代尚保存着关于知识分子古老身份的记忆，俳优知识分子尚未象后来那样沦为仅仅献笑供欢、消愁解闷的“帮闲”，（实际上，道统知识分子一样有沉沦的可能，而且更坏，沦为帮凶！）其实，其为俳优单独立传这一事实本身，已流露出俳优的历史危机，它表明，正统知识分子与俳优知识分子正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分道扬镳的。战国时代，官方知识分子有“博士”之称，齐国“稷下先生”及各国公子之养士即是博士制度的雏型。然而，汉代以前的博士员皆三教九流，兼收并蓄，其中既有通古博今、忧国忧民之士，也有占梦卜筮、鸡鸣狗盗之辈，至汉武时代，从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方学院只立“五经”博士，即研习先王之道圣贤之书的知识分子，而方伎仙道、辞赋讽诵之艺则被视为旁门左道，被排斥于博士员之外，成为供奉内廷的“言语侍从之臣”，道统知识分子与俳优知识分子从此就清浊异流，泾渭分明。值此时运转折关头，强烈的危机感，促使司马迁反躬自省自家的身世命运，其《报任安书》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遂发愤而为《滑稽列传》，正是要为俳优──也为自己──验明正身，这与为屈原贾谊立传一样，皆为“不平之鸣”也。而其置俳优于游侠、日者和龟策列传之间，则表明司马迁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历史对俳优的定位，从此，俳优将和伎艺之士一样，流落江湖，沦为下九流，永远被放逐史册以及历史之外。
《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有《滑稽列传》，还有《游侠列传》，司马迁为侠客立传，当然不是出于好奇搜逸之意，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一腔英雄血的自然流露。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红楼梦》中有正统的逆子贾宝玉，有乡野异人刘姥姥，又有敢做敢为的柳湘莲和侠骨柔肠的尤三姐，可谓无巧不成书，不过这里更应该说“无巧不成历史”，《史记》与《红楼》，在悠悠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相映生辉。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司马迁与曹雪芹切中了同一条历史的命脉，他们的心按同一脉博跳动。──如果说，《史记》是在为历史立心，《红楼梦》就是为心灵写史。
司马迁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可谓一语道出了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隐痛，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因此注定了是悲剧性的。身无寸功又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和作威作福的专制君主，要实践其作为批判者的历史使命，只有以道自任，以先王之命和圣人之道为依托，以真理的见证人或神圣的发言人自居，以正义的力量压倒对方。
在西方，这或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在那里，正义、真理，简言之，即“道”，是有强大的教会为依托的，因此，对教会知识分子而言，依托道统，就等于依托教会，教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严密的社会组织，成为教会知识分子的坚强后盾，使之在世俗政治权威面前，不仅理直，而且气壮。但中国的道统知识分子却无此优势，儒学虽然在汉武时代获得独尊的地位，但除了掌握在官方手中的学校之外，别无独立的传教机构和物质保障，中国的士大夫可作为凭借的只有几卷圣贤书，但一把秦火，令多少简册灰飞烟灭，于是，最后可凭藉的就只有自身的人格力量了，也就是说，对中国道统知识分子来说，最后为“道”作保障的只有他的一把硬骨头，然而，骨头再硬，又如何能与无坚不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几座秦坑，又让多少儒生的瘦骨化为尘土。于是，中国的道统知识分子最终的命运往往就是与“道”玉石俱焚，“以身殉道”（孟子），“杀身成仁”（孔子），然而，身已杀，仁又靠什么来成？西方有孜孜不倦的传教士，我们这里却只见不得好死的殉道士。
于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就是，在中国，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作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可能？道统知识分子的选择如果算是一种回答的话，这种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因为上述问题实际上就是等于问：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孤立无援的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坚持其人格力量，或曰，撑住他的硬骨头？孟子豪迈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士果能乎？对此问题，俳优型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另一种抉择。俳优们的装疯卖傻、装腔作势、谑浪笑傲、油腔滑调等等，与其说是世故滑头，不如说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基础上的明智选择。俳优伎俩，说穿了就是把良药裹上糖衣使之不苦口，把忠言上的刺儿抹顺让它不刺耳，或者干脆把刺打磨成倒钩，让皇帝老儿乖乖地吞下却欲吐不能。在此意义上，作一个俳优也许更难，因为他不仅需要一腔救世济民的热血，还需要一张随机应变的厚脸皮，不过，不管怎么说，俳优知识分子较之道统知识分子，毕竟多一条活路，民间是他可靠的大后方，实在没法，就索性回归江湖，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或圈场子卖艺，或拉杆子下海，谈天说地微言大义，谤佛骂道戏说历史，既然去不成西天进不得天宫，干脆就作他个天不管地不管在世界的“边缘”舞棍弄棒舞文弄墨调皮捣蛋翻江倒海的齐天大圣。
不管高鹗让怡红公子出家当了和尚是不是曹雪芹的本意，反正曹雪芹没走这条路，而是随刘姥姥来到黄叶村，赁屋栖身，赊酒著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将一把辛酸泪，刻在石头上，刻在比石头还要永恒的老百姓的心上。他走的正是俳优们走了几千年的道路。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