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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次，就文化社会学而言，思想只是一个占整个社会人口构成极小部分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事情或专业，而这“一小撮”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又实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正是有待于文化史研究解决的问题。思想史所关注的既然仅仅是这一小撮人的思想和文化，那么，把握了思想史，还远远不等于理解了整个民族的思想史或曰精神史，尤其是民间精神的历史。
一个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汲汲于为其行为寻求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理由或意义，一般的民众直来直去，他往往只管径直去做，而不管为什么要这样做，无需先迂回曲折地为自己的行为寻求一个抽象的或崇高的理由再去做，他那样做，可能仅仅是出于生存本能的驱迫，或者仅仅是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做的，一般民众生活的太沉重、太劳累，他们的头脑太简单，太功利，没有闲功夫去从事玄思，从事思想或哲学的生产，他们主要过一种“粗俗的”的肉体的生活，而不是如知识分子那样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生活可能是沉浊的，缺乏精神生活的空灵，但也因此是实实在在的，而不会象文人生活那样虚无缥缈。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地就标榜玄思或哲学是自由人的特权，是闲暇的艺术，一般庸庸碌碌的俗众与之无缘，而中国的先哲不也早就将人群区分为“劳力者”与“劳心者”吗？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者才致力于思考，以为人们身体力行而不自觉的行为和制度寻求合理性或揭示其不合理性，于是，他们就成了思想家，成了以继承道统、学统和政统为己任的一个特殊阶级，即知识分子，哲学，就是其思想的物化产物之一。尽管，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也许不乏如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有恢弘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同情心，试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能够聆听并道出民众的心声，然而，更多的时候，却往往是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职业的屏障，将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隔离开来，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壅塞了他们的心怀，致使他的思想只能反映并影响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而已。由此，就决定了，思想史的研究也许能说明一个民族中极少数文化精英的心路历程，却无法切中整个民族尤其是其民众的精神沧桑和文化变迁。
因而，用思想史来说明文化史，象当前学术界所惯为的那样，就不仅如上所述的那样，是本末颠倒，而简直就是不知轻重了。哲学家妄想寻求一个支点以撬动世界，而文化史家却妄想寻求一条线索来串起历史，这样以来，历史确实清楚了，然而，历史的真相也因此被晦蔽了。这实际上都出于同一种知识分子的虚妄，出了看到知识分子，就目中无人了。形成这一虚妄，除尽人皆知的政治、经济及宗教的原因外，知识分子用以理解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符号媒介，也是重要的原因。
知识分子，又称文人，文人者，能读文识字、知书达理之人也。文人的唯一要紧事是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说的得也许夸张了点，实际上，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最具忧欢意识的，最喜欢过问窗外事、天下事，但他却往往不是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不是设身处地去体验和领会，而是通过“圣贤书”去了解，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圣贤书或者说正统经典，是他了解、嘹望世界的唯一窗口，而这也就等于说，文人总是通过文字了解世界，因为书籍本来就是文字编织物。文字无非是记载和保存世界的意义的媒介之一，但是，却是文人交流和了解世界意义的主要乃至唯一的媒介，在文人看来，惟有文字化了（即被文字所记录）的世界，才是有意义的世界，而无法或没有被文字记载的世界就是无意义的世界，因此，就可以弃之不顾，就等于不存在，为中国读书人所屡用不爽和深信不疑的训诂和考据方法，实际上就是基于这一偏见。于是，文字在为文人呈现世界的同时，也晦蔽了世界，在敞开读书人眼界的同时，也封闭了他的视野，使之只能见文字所见，闻文字所说，思文字所思，文字隔开了知识分子与文字外的大千世界的交往。由此，就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认识了文字的世界，具体地讲，只要熟读了文史经籍，就等于理解了世界本身，理解乐孔孟老庄等思想家的话语，也就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民众的文化和精神。
民间世界却使用着与知识分子不同的传播媒介和表达方式，民间往往不是用文字，而更多的是用口语、舞姿和图画来表达自己，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叙述其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而这一切，往往是无法被文字所捕捉的，所谓“言不尽意，文不尽言”是也，即使民间也偶尔使用文字记载其经验、历事和情感，也往往因为与经典文本有着不同的语汇、修辞和语法，而难以为文人所理解，古代知识分子对诗经的误解和对民间戏剧、讲唱等文体的生疏就很能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民间那任情所之、一派天真、不著文字的舞姿和歌唱了，对这一切，知识分子们不是斥之为粗鄙俗立而视而不见，就是瞠目结舌而不知所云，于是，原本是嘈杂喧闹的民间世界，对于知识分子就只是一片沉默和荒凉，光怪陆离、风情万种的民间大地对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一片无知之域、虚无之地，而对民间的无知，有反过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狭隘和自恋，世界，被简缩为一堆陈腐的“古纸”──知识分子的“文字中心主义”，最终导致了偏执的“知识分子中心主义”。
由于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世界视为唯一现实和真实的世界，因而，就理所当然地相信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的正宗的解释者和立法者，天真地相信自己果真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即成为神明的代言人和民众的发言人，这种自信，一方面给了知识分子以与专横的专制王权、与王公贵族对抗的力量，自古以来，那些志士仁人们全凭这一自信来支撑其一把硬骨头，对此，当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天真地相信自己先验地理解了世界并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生灵，从而也就无需再做什么去体察大千世界亲历民众的生活，于是，一开始就把自己悬置于于民间世界之外，无缘触及和理解民间，实际上，历史上确实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笔者自然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
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成文的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也就是说，民间文化、精神和历史的彻底呈现，有待于一个准确地把握了其与民间的文化距离的知识分子，因为，要把握一个对象，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首先要与此对象拉开距离，一个事物只有被“陌生化”了，才能被注意并进而诱使人们去了解。
由“文字中心主义”和“知识分子中心主义”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与民间世界的隔阂。普遍存在于一切发达的文明中，但在中国尤烈。这不仅是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而且更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西洋文字是记音文字，文字直接就是文字的写照，文字与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中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即僧侣，为了维护《圣经》的神圣性和知识分子的特权，故意使用与平民语言不可通约的拉丁文，则应另当别论），而汉文（文章）
却非汉语（话语）的直接记录，汉文写作从一开始起（甲骨卜辞），就遵循着与说话绝然不同的修辞和语法规范，并与语言的全民性不同，一直为极少数巫史知识分子所独占，因此，说汉文写作是汉语的书面语并不准确，它们实际上是两套不可通约的符号系统。这种“文言二元性”（文章与话语的歧异性）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横置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成为知识分子维护其权力和清高的天然屏障，逾数千年而未变，直到五四时代才被填平。这一现象导致了一系列为中国文化所独具的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沟通的困难，使下层民间文化与上层精英文化各走着不同的道路，各有着不同的历史，各有着不同的外观和内涵，这一点，是治中国文化史所首须知者。唯明乎此，才不至于以偏该全，然而，目前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却表面人们对此尚缺乏清醒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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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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