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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相比，又是比较落后的。不承认这一事实，同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但文学除了它的传统的继承性之外，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不仅取决于历史，而且也取决于现实的文学创作，这就是它在当代文学发展上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党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当成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之—。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注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这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条件。它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断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异彩。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虽然基本上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但少数民族新文学也和汉族新文学一样，是受“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影响而萌芽的。在少数民族作家中，有一批作家直接参加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向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维吾尔族爱国诗人鲁特夫拉·穆特里夫就以他的诗歌颂了革命，维护了民族团结，最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如李乔(彝族)，陆地(壮族)，沙蕾(回族)，颜一烟(满族)，苗延秀(侗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尼米希依提(维吾尔族)、关沫南(满族)、肖甘牛(壮族)等，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作为这支队伍的新生力量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并显露自己的才华的。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各地作协分会和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民间歌手等，总数在千人以上。这支队伍的形成，是党的民旅政策的成果，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地方分会辛勤培育的结果。有些地，区，如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贵州、吉林延边，还创造了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成功经验。我国老一辈文学家茅盾、周扬、丁玲，李季，谢冰心等，更是悉心指导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人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生活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了解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性格特点，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又是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沃土上成长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先从喜爱、搜集，整理本民族民间文学开始进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这就必然使他们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学的熏陶和滋养，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感情达意的方式，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能够鲜明地体现各自的民族文学传统和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而这些是汉族的作家所难于做到的。
当我们检阅三十多年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时不难发现，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领域里，少数民族作家奉献了许多得力之作。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文字或汉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其中如维吾尔族尼米希依提、艾里喀木·艾哈台木、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壮族的韦其麟，白族晓雪，土家族的汪承栋，藏族饶阶巴桑和朝鲜族金哲等的诗歌，蒙古族玛拉沁夫，敖德斯尔，彝族李乔，壮族陆地，哈萨克族郝斯力汗，满族关沫南，李惠文，白族杨苏等人的长，短篇小说，蒙古族玛拉沁夫、白族张长、那家伦的散文，蒙古族超克图纳仁、壮族黄勇刹，朝鲜族黄凤龙、满族颜一烟、赫哲族乌·白辛的戏剧和电影等，都从不同的领域，用特有的民族特色丰富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各少数民族生活实际出发，历史地真实地反映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变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图景，在这方面，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达到了汉族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都是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画卷。讴歌伟大的祖国，维护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歌颂民族间的友好团结，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一个特出的贡献。所有这些，都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
当我们回顾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时，我们看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走过了怎样曲折，艰难的道路。解放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生活，社会形态极其复杂，有些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加之反动统治阶级的摧残、破坏，少数民族文学根本得不到重视，它只能象压在大石下的幼芽，曲曲折折地生长。建国后十七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一些著名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竞相出现。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我们编辑《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得到的大量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都一无幸免地被扣上“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人物”，“周扬黑爪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叛国文学的炮制者”等罪名，受到批判和斗争，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含冤死去。他们的作品则被打成“毒草”，加以封禁，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被付之一炬。“四人帮”所造成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浩劫是空前的。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又一次得到新生。随着党的文艺政策和民族政策的落实，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又一次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地采取了措施。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民族文学委员会，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的刊物《民族文学》巳创办和出版。少数民族作家获得解放，重新焕发了创作的青春活力，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崭露头角，显示出不平凡的才华。几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新的发展和繁荣，作品的题材之扩大，主题之深刻，体裁之多样，艺术之提高，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其中一些作品在各种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中获奖。
回顾少数民族文学艰难曲折发展的这些历史过程，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这不仅将促进和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而且必将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增加丰富的新内容，推动对我国文学多民族性的深入的探讨。
展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光辉前景，我们相信，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之花必将竞相开放，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
（与吴重阳合作，陶立璠执笔）
原载《中南民俗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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