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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承─书写论战的余波：电子传媒时代
口头传统研究的勃兴，激发了对其对立物──书籍、印刷文本、书写语言更为密切的关注，学术的视域甚至扩展到了当今数字时代的电子传媒。学者们或直接参与到口承─书写研究的讨论中，或与此问题的讨论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有人认为一种正在出现的“口承─书写研究模式”已经清晰可辨；有人却尚未完全理解或认识到。但是这一讨论业已成为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推进并提升着人们对社会变革与人类思维的理解。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口承─书写研究也正在向纵深发展，在近几十年中也成为西方学界一个日益扩张的学术领域，研究视界也由口承─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承─书写─电子传媒体的三维观照。
为了调解口承─书写二分法之间的种种冲突，有的学者开始寻找一种“第三方力量”来平衡二元对立分析模型所带来的认识论偏斜，因此一个新术语──“electracy”（暂译为电子传媒体）出现在这场论战之中，将口承─书写的二元等式扩展为一种三元关系[16]。实际上，也正是古迪、翁等人率先从口承─书写的二元理念来展望数字时代的电子媒介，这种新的传播运作方式，使我们离开二元对立，也同时使上个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学者。于是，学者们转向思考口承、书写与电子传媒体之间的关联──信息，作为一种结果，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意义。
从网络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或许对电子传播所提供的可能性都有一种普遍的观察。意义的产生变得更像是一个口头复述者（或读者，从书写语汇上讲）的活动；因而在创作者与复述者之间的鸿沟变小了，尽管还不像口头文化中那样小）。著作权本身则越来越不确定了，就像大学成了贮存与生产知识的主要手段；出版社与编辑在人们的“阅读地图”上渐渐模糊起来，因为读者自己就是编辑。为了集合新的意义，已知材料的动态并置，就像你在IE的地址处键入http://一样，在某种方式下有着程式的口头意义。但是，既然我们不需要记忆这些材料的各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它们在可能的并置之中几乎是无限的──在意义生成方面，我们或许获取了比口头文化更多的可能行。意义生成的多样性近乎是无限的，其结果不是“事实”。因而，“事实”变得更难于描述，我们怎样回应这种难题也将怎样构型我们的心智与文化。也许，在这种新的传播环境中，阅读的意义悬浮在两个甚至更多的图像、音声、文本、概念等等之间──而成为意义的新的形式？
在人文科学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远离普遍价值的转移，而走向更宏大的语境化。文字、印刷术、报纸、收音机、电话、电视等媒介的改变，都曾经造成人类文化相当大的改变；面对数字化媒介的发展，计算机、网络、通讯的结合，亦将会对人类文化及社会型态产生重大转变，以致人们大呼我们已经步入或正在走向“超文本阅读”、“读图时代”、“多媒体阅读”。自印刷技术广为使用之后，科技历经了百多年来的重大进化，20世纪中叶迄今历经媒体载体技术上的革命，根据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 的研究报告，以达到5000万个使用者的普及速度来比较，收音机要38年，无线电视要13年，国际互联网只要5年。在电子传媒急速发展的今天，弗里教授的“第三只眼”已经机警地捕捉到了口头传统研究大有可为的前景[17]。作为民俗学者，在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之间我们确有一种“视界融合”的优势，来深拓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学术空间。为把握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并为学科的发展走向定位，确有必要藉由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内在关联来回溯过去、厘清现实，以期真正地立足当前去放眼未来。
注释：
[1]参见瓦尔特·翁（Walter Ong）著，张海洋译：《基于口传的思维和表述特点》，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总第79期，第18～31页。
[2]Gough K. Implications of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India and China，Jack Goody ed. Literacy in Tra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pp69-84, 1968
[3]John Halverson, Goody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Literacy Thesis，Man, New Series, Vol. 27, Issue 2( Jun. 1992), pp01-317.
[4]John Halverson , Havelock on Greek Orality and Literacy, in Journal of History of Ideas, Vol.53, Issue1 (Jan.-Mar., 1992), pp148-163.
[5] James Collins, Literacy and Literac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4(1995),75-93.
[6] [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7]关于中国本土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的关联，参见拙作《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中的个案讨论，《读书》2003(10), 第10～16页。
[8]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董晓萍：《村碑民俗中的用水文化──兼谈文字与民俗的互联网》，中国教育报，2000年9月19日。
[10]叶庆炳：《中国文学史》下册，321～322，台湾学生书局。
[11]参考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1月版。
[12]刘宗迪：《思想史、文化史与民间文化》，详见故乡网站：
http://www.guxiang.com/xueshu/others/shijiao/200107/200107110036.htm
[13]同注[9]。
[14]王宁：《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科研资源的优化组合--建设中的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简报》(第6期)。
[15]详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6]David T. Johnson: Jack Goody's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http://web.nwe.ufl.edu/~djohnson/goody.html.
[17]约翰·迈尔斯·弗里著，翟胜德译：《典律之解构》，《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总第79期，第3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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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民俗学刊》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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