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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在钟敬文先生的亲自督导下，历经4年编写于今年3月由文献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八卷：《神话卷》、《史诗歌谣卷》和《传说故事卷》、《物质民俗卷》、《社会民俗卷》、《信仰民俗卷》、《民俗理论卷》和《学术史卷》，收录了1900年至2000年间中国学者有关民俗学的重要论文以及珍贵文献。全书以史为纵线，以八个专题为横面，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加以全面、系统的介绍，是一套浓缩了民俗学百年精品的学术丛书。
《学术史卷》从学科回顾、人物评论、学术争鸣、历史资料等侧面，描绘出中国民俗学百年发展史的清晰轨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先行者纷纷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文化介绍到中国，各种新思潮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大地涌动着反对封建礼教、封建文化的大潮，澎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也诞生了。民俗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注入了科学、民主与平等的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亲近民众文化。1918年北京大学首倡在全社会征集歌谣，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均加以搜集。其征集范围空前之广，涉及歌谣、童谣、谶语、格言，人情风俗，政教沿革等。学人们身体力行，到民间采集歌谣，调查民俗事象，搜集民俗器物。出版有《歌谣周刊》、《吴歌集》、《北京歌谣》、《昆明歌谣》、《河北民歌》、《山歌一千首》、《北京谜语》、《谚语选录》、《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等，成绩惊人。
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省份各大专院校的西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少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入民间进行了大量的民俗调查，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视野。他们上山下乡搜集第一手资料，举办展览普及民俗科学知识，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30年代中期，杭州民俗学会的兴起给中国民俗学带来了蓬勃生机，此间还出版了《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组织的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大搜集活动，同时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也一并展开。1956年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先生集体建议，制订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但“文化大革命”使之过早夭折。20世纪80年代，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等老学者联名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此后中国民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理论建构、人才培养、机构建设及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许多优秀的学者始终参与、引导、支持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鲁迅、顾颉刚、黄石、郑振铎、钟敬文、赵景深、江绍原、凌纯声、茅盾、容肇祖、杨堃、闻一多、马学良等均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民间文艺价值，追溯风俗的起源。鲁迅曾亲自收集过北京儿歌并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扬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他写有《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从神话到神仙传》、《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著述。顾颉刚像战士一样勇敢地大声疾呼：打破尊卑贵贱的界限，把民众文化与圣贤文化平等看待。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他把新史学的方法引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之中，编写了《吴歌甲集》，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文章，史料扎实、立论高远，至今仍是不朽之作。茅盾先生采用西方比较神话学理论，系统研究中国神话后指出，中国神话经过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修改，以及宗教思想的侵入，已面目全非，因此中国神话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还原古代神话。他的《中国神话研究》和《中国神话研究ABC》两部重要著述，为中国神话学作了奠基工作，引导一批批后学晚辈循此开掘中国古代神话宝藏。黄石先生开女性民俗研究之先河，撰有《眉史》、《胭脂考》、《贞操的起源》、《娼妓制度的初形》等文。江绍原先生曾大量系统地介绍过西方民俗学理论，编译了《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等著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钟敬文先生在长达8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奋斗在民俗学的第一线，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建立学科体系。他是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20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从民俗学第一代开拓者的学术历程中可以看到，科学、民主、平等的思想贯穿始终。他们没有自居高位，俯视民众，而是以亲近、平等的态度对民众文化和圣贤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将民俗学运动立足于民众，亲自到民间采风，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正是活泼泼的民众语言、淳朴多彩的民间风俗，使民俗学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真诚、扎实、严谨的学风，朴素、平实的语言，使民俗学忠实地保持了平民本色。这是民俗学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的根柢。
中国民俗学从它产生之初，就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研究倾向，各相关学科优秀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民俗学的研究起点高、视角宽、方法手段多样。今天，我们应在前辈耕耘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民俗学研究的开放性，研究手法的多元性，积极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广泛吸纳各学科人士甚至是民间学术爱好者的参与，这既是学科性质所决定，同时又是学科发展所要求。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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