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又一位学界大师仙逝。他,就是日本民间文学家伊藤清司先生。
伊藤清司先生出生于日本岩手县,曾任教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因精深的中国古文献功力饮誉中日两国,并与我国民间文学界、民俗学界过从甚密。作为晚辈,我与伊藤先生的交往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20余年的时间里,虽然不是直接师从,但我从他那里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我至今记得,1982年12月11日傍晚,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学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研究生樱井龙彦君,陪同我前去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拜访伊藤清司先生。那时,伊藤清司先生受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导师的马学良教授的邀请,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央民族学院作访问学者。就在一个礼拜之前,伊藤清司还在我当时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作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古典与民间故事,在首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那一次,为他担任翻译的恰好是我。
说来可笑、或是后怕,因为当时我刚刚在北京西城区福绥境外语夜校学习初级日语一年,不仅词汇量有限、语法半通、对日本学术界陌生,而且对伊藤先生的情况一无所知。然而,时任我所科研处负责人的王克勤先生指定我必须担当此一重任。就这样,我借助《现代日语词典》先将伊藤先生的讲演稿全部译出,然后再查对《山海经》、《史记》、《列女传》、《淮南子》等古文献分段标记,最后将每一段编好号码的原稿交还伊藤先生,采取他讲一段我亦念一段的方式翻译。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演讲与翻译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后,尽管握着他的手就已感受到他的信任、望着他的眼就读懂了他的鼓励,但我毕竟只能在没有与伊藤先生作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与他匆匆告别。这既使我深感遗憾、羞愧、懊恼,同时也暗暗自策攻克日语难关。
为了表达自己对得到信任与鼓励的感激之情,当我在一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开办的学术报告会上认识樱井龙彦君,并得知他与伊藤清司先生过从甚密后,我便问他是否可以引见我前去拜会?樱井君固然十分乐意,他说伊藤先生目前对纳西族及其东巴经典正关注有加,一定会欢迎我的造访。于是,就在那个傍晚,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与樱井君如约按响了伊藤先生的门铃。
伊藤先生把我们迎进客厅,并端出一盘刚买回的烤红薯递给我们享用。他自己也一如老北京那样一边娴熟地剥皮,一边吹着热气品尝。听不懂他与樱井君言谈的内容,但他那平缓的语调、抑扬顿挫的话音,令我感到可亲可敬。似乎是从樱井君那里弄清了我的来意及我的身份,在再次对我于上周为他所作的翻译表示感谢之后,他说自己刚刚从四川归来,并得到袁珂先生所赐的《神话论集》,目前又在制订与樱井君一起去云南考察的计划,已初步将终点锁定在了丽江。知道我是丽江纳西族人后,他欣喜异常地拿出自己的著作《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以及他发表于《民族译丛》杂志上的文章《眼睛的象征》,将其中所引用的东巴文字抽出请我辨认。由于我从未接触过东巴文化,自然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见我面有羞涩,先生笑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们这一代纳西人已经不再学东巴文字了。这不是你们的过错。但这是多么美丽的文字、多么伟大的文化啊!”接着,他为我解释了东巴文中眼睛符号的意义,说纳西族《创世纪》中有一个从单眼到双眼、从双眼到多眼、从竖眼到横眼的发展过程。其数量越多表示越是智慧,其形状越呈横向则越示善良。这在印度、汉族古代都有同样的现象,表现的是古代先民的进化思想及审美观念。这一番话虽仅三言两语,却让我顿觉心智灿然、意趣横生,关于烛龙、千眼观音、天眼等许多符号在我的眼前突然大放异彩。同时,我也更加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学术方向:在全人类的文化背景下,用最先进的理论及方法审视自己民族及祖国的文化遗产,发人之所未能发,道人之所未能道,为社会进步及学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樱井君流利的翻译下,那天我们谈了许多话题。比如,他问起纳西族的另一部分纳日人为什么没有文字使用?我凭自己有限的知识回答说,纳日人巫师达巴称他们也曾有过文字,最早写于羊皮之上。有一年因饥饿难当,达巴就把它们烤了吃掉,故而造成今天只能靠记忆背诵经典。伊藤先生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甚多,可以多收集些作比较,或许还能从中理出有关文字起源及文字关系的重大线索也未可知。科研工作不能忽视细小。他说,他关于眼睛的研究就是从人们司空见惯、很日常、很细小的眼睛形象入手的。小题完全可以大作。我连连称是,并将它一一铭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与伊藤清司先生一别多年,但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学术成果问世,并在若干年后翻译了《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投稿。我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提高了日语水平,并在1986年考取国家公派赴日留学资格之后,旋于1987年正式东渡扶桑赴大阪大学留学。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后来被裁撤,本已决定出版的《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遂于积压多年之后被退回,至今仍尘封在我的书箧,最终没能让伊藤先生看到中文版问世。
后来,尽管我与他同在东瀛,但只有在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会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合作开展中日农耕民俗比较研究课题,中方组团赴日进行民俗考察之际,我才再一次见到了伊藤先生。这次考察虽与他完全无关,但他还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学术同仁的尊重,自费随团始终。
1998年,伊藤先生得知我在筑波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并深为我而自豪,来信称自己正在组织一个访问团准备赴丽江考察纳西族东巴文化,希望我能为访问团担任翻译。至此,我才知道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访问计划并未实现。我愉快地答应了伊藤先生的要求。这无非是出于我对伊藤先生其人、其品、其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长期关注纳西文化、尤其是将东巴经神话提高到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神话视野中进行发微阐幽的回报之心。我应该请这些热爱中国及其丽江、热爱中国文化及其纳西文化者圆一个梦、了一段情,让中日文化交流源源不断,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
在丽江,伊藤先生一行非常惬意。他们访问了东巴文化研究所,向和士诚、和开祥、和即贵3位东巴大师请教许多东巴文化的问题;他们参观东巴文化博物馆,沉醉于纳西族人民神奇瑰丽的文化创造。他们迈步在四方街的石板路上,欣赏玉龙雪山的云蒸霞蔚;他们穿行在白沙、束河的阡陌村头,实地感受纳西族民风民俗的深厚纯净。回想往事,仿佛访问团一行与我同游玉泉、共赏丽江古乐的往事恍如昨天,似乎伊藤清司先生在丽水金沙间的音容笑貌依稀可辨。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从东京传来了,又一位懂纳西、通丽江、爱中国、景仰中华文明的日本学术大师离我们远去。他留给我们的只有无限的缅怀,以及无穷的责任。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年9月2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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